分析基金会投资现状，梳理保值增值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总结国内外基金会投资的经验教训，探索行业未来的发展道路，对于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的基金会行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我国基金会行业是一个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新兴的行业，基金会投资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针对这个领域进行的研究还很少。本文通过对中国基金会行业投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国内外典型案例，对比异同点，分析其间的问题，探讨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基金会实质上属于财团法人，资产是基金会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机构生存和发展必须的要素。各个基金会都需要将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作为本机构最重要的工作。在基金会的运营过程中，压力最大的是如何获得足够的管理费用以保持机构的正常运转，而管理费用一直是最难以获得资助的部分;基金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资金规模，资金规模需要跟上机构发展的速度，成为基金会进行投资的另一个主要动因。没有投资的支持，基金会将高度依赖捐赠收入，不可避免的受到捐方的影响，难以保持机构的独立精神，甚至唯捐方的意志行事。没有投资的保障，被誉为“社会创新发动机”的非公募基金会也将失去试错的勇气，失去其原本的意义。　　我国的基金会投资理念差异很大，对于投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投资的主动性差。我国基金会投资的数量少，仅有不到三成的基金会进行了投资;起点低，基金会缺乏投资人才，单个基金会的可投资规模通常较小，相较于其它行业的投资活动，基金会还有很大的差距，各基金会之间的人员素质和投资意识也有很大差异。基金会投资的目的在于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但目前中国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尚未达到保值的要求，与国外同行差距巨大。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发起人主要为高校、企业和名人;受发起人的影响，非公募基金会更具投资意识和专业能力;受不能面对公众募捐的约束，非公募基金会更需要通过投资保障机构的长期发展。　　作为一个对道德水平要求较高的行业，社会舆论对基金会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公众将基金会放到了一个特殊的层面，所以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基金会不应该有人员和行政费用，捐款宁可贬值不能做投资，不允许基金会的投资有风险等。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基金会为了吸引捐款，不得不减少人员，降低水准，减少投资，减少公众可能的质疑。　　基于对实际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基金会产权、投资方式和税收政策是现今影响基金会投资效果的最主要因素。我国基金会治理结构中普遍存在二次代理的问题，理事会在行使投资决策权时出现了缺位现象;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又出现了越位的现象，一方面要求委托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要求理事会对投资负，如果出现决策不当的情况需要由理事承担损失。基金会投资的责权利不统一使得基金会难以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从整体水平看，金融机构应该是基金会投资的最佳合作者，但具体到一次投资委托行为，一家金融机构的选择，基金会需要更加具体的名单或细致选择标准以及风险公担的措施。纵观各国对公益事业的优惠政策，无一不是从税法入手。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为捐款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但在投资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受机构免税条件制约，基金会设有两倍社会平均工资的薪酬上限，难以争取投资人才;投资收益和企业的征税标准一致，并没有起到政策引导的作用。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时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使基金会的投资没能与基金会行业同步发展。　　针对中国基金会投资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本文建议:从基金会行业来说，要加强内部治理，加强投资信息的公开力度，使公众更清楚的了解投资情况，认识投资的重要性，参与到监管中，改变舆论环境。从政策上，放开对投资委托的强制规定，使基金会投资的责权利重新回归到理事会;减免基金会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真正做到鼓励基金会投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拓宽基金会的投资渠道。　　关注基金会投资的论文不多，本文站在从业人员的视角，对这个关乎基金会行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于本领域的研究工作和现实工作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