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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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场景,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传统电子政务创新发展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正开启中国政府治理的新路径。自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政策发展至今日,“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体系初步建成。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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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场景,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传统电子政务创新发展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正开启中国政府治理的新路径。自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政务服务”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政策发展至今日,“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体系初步建成。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一方面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创新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我国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地方政府在线政务服务能力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差距。由此,本文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2015-2021年中央与省级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开展对比研究。中央层面最终采集整理出145份与“互联网+政务服务”主题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地方层面,以上海市作为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代表,共梳理出68份地方政策文件。从X（政策内容）-Y（政策主体）-Z（政策外部结构属性）的三维分析视角,展开中央和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对比研究。首先,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发布数量、政策效力级别、政策文本类型等外部结构属性进行政策计量特征对比分析;其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Ucinet 6软件,对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联合发文情况、政策发布主体构成、政策发布主体合作网络关系开展政策协同分析;最后,借助Python、ROST CM6等软件,运用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内容分析方法,对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结构-内容的内外定性、定量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互联网+政务服务”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在政策数量上,央地政策文件数量保持上升趋势,地方政策数量对比中央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在政策发布时间序列上,一方面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存在政策贯彻制定的延迟性,另一方面,地方“互联网+政务服务”部分政策领域“先试先行”走在中央政策的“前列”;央地政策效力级别均呈现金字塔结构;政策发布类型上,“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类型丰富多样,以“方案”类为主,兼具政策的指导性与执行性。地方政策类型多样性低于中央政策,且侧重于强制性政策类型;从政策覆盖领域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政策涉及到国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医疗、教育、文化、交通等等。二是在线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协同有待增强:联合发文已成为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发布的普遍形式,但是联合行文发文率较低,且以国家重要指引性文件为联合动力;从政策发布主体来看,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参与主体众多,地方政策主体多样化低于中央;在部门机构合作关系上,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主体呈现出不同特征的合作关系网络结构,但都没有形成“高网络密度-高中心势”的协同型合作网络结构,合作网络关系中都存在高频次合作主体,但合作组合存在差异;从政策内容上看,“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大体上保持央地政策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兼具中央政策的宏观侧重和地方特色创新发展;在政策结构上存在以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实施举措的结构对应关系。最后,针对央地“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政策影响力,鼓励地方政策创新发展,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制机制建立;“以人为本”,坚持协同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创新服务模式,利企便民,提升在线政务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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