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诸城国有企业转轨改制的研究。诸城率全国之先在一个县域内探索国企产权改革，效果非常显著，诸城模式成为研究国企转轨改制的经典案例。回顾与重新审视诸城国企改革，对研究诸城国企的改革进程和探讨诸城的未来发展，自然非常必要。同时，见微知著，窥斑见豹，它对反思整个中国的国企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理出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清晰脉络，也不无裨益，并且对于仍在进行中的国企改革和正在创建的国有企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考察诸城国有企业改制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描述企业改制的两个阶段即股份合作制和管理层收购，及其各自的起因、方案和效果，考察产权制度变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国企改制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种考察不是静态的分析而是动态的探讨，它不局限于诸城国企改制本身，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这种探讨也不是只在分析诸城改制的原因时才追溯历史，而且也将诸城改制放在后来的全国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中来讨论。诸城改制是成功的，但是一些地方效仿诸城模式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诸城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开始产权改革的，后来一些实现股份合作制的国企却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引起人们对股份合作制的质疑;诸城是以管理层持大股的方式完成改制的，后来管理层收购式的国企改制即MBO却因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引发04年的“郎顾之争”，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是否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的激烈争论，最后使得国资委出台若干措施进行干预。诸城模式在诸城的成功与它在更大范围内所遇到的挑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诸城改制成功的内在必然因素。所以，本文不仅要考察诸城改制的原因、方案和效果，还要通过深入探讨，显示改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关系，即原因与方案之间、方案与效果之间本来所具有的必然联系。　　本文认为诸城所进行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实践发展的必然阶段。改革本质上是造就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而不只是国有资产的单纯的出售。在这个意义上，诸城国企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路。诸城改制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次改制是企业产权由国有到民有的变革，企业产权得到明晰，在一些方面突破了原有企业体制的束缚，大大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张，但是并没有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解决管理权、收益权和风险承担的问题，所以要进行二次改制。二次改制虽然形式上是产权的转移，但实质上所要实现的却是管理权、收益权和风险承担的进一步变革。所以，诸城改制表面上看是物的交易，实质上是权利的让渡和责任主体的落实。虽然改制的核心内容是产权，实际上不仅是产权变更，更重要的是由产权改革所导致的经营管理权以及风险承担的改革。也就是说，产权改造的深层次问题并非资产属于谁，而是造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所有制变革不过是提高国民财富利用效率的手段。诸城改制只是一个县域国企的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局部地域就能形成制度化的基础的。只有产权重组的外部市场条件充分发育，局部的产权改革才能实现最低代价、最高效率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