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文标题所表明的,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1950—1970年代艺术理论的基本范畴和转型,是那些作为“单元观念”的“理论范畴”,比如客观性、前卫、观念、身体、媒介和行为。这些范畴产生的体系是研究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本文的基本方法是将对这些理论范畴的研究放在写作、批评、争论、展览和社会政治运动的情境中研究：研究不同区域、类型的艺术家在艺术样式的变化、冲突和革命或者博弈发生前后,使用、同意或拒绝过什么概念。除了前面总结的艺术理论产生的模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冲突和革命或者博弈还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对于前卫艺术家的影响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异、二战刚结束时欧美之间的文化彼此认同和想象、文化冷战导致的美国文化霸权的扩张、60年代末期美国和欧洲同时发生的貌似国际共运的反权威运动；涉及到艺术制度方面,则包括各种博物馆和机构的兴建、私人收藏和现代画廊的兴起、独立策划人和展览乃至由此导致的整个艺术生产和交易模式的变化等等。因此在此框架下,1950—1970年期间艺术制度前所未有的变化则构成了本文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而这些在目前关于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是很少涉及的。在本文中,我试图疏理出现代主义艺术的两个传统：形式主义和前卫精神,同时解释它们来源,彼此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1930—1940年代发生分离。沿着这个脉络,我将证明前卫精神如何在本文所论述的时代被传承下来,并导致了在晚期资本主义或者消费社会艺术的变革意识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我还将解释形式主义的理论如何在自身的推演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视觉性转向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主体性、作品视觉性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对于观念性在当代艺术中重要地位的促成,并由此折射出在当代情境中对于媒介、观念、社会意识、艺术体制等方面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