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与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正统的家学渊源及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其《两都赋》恢弘典雅,是汉代京都赋的代表之作;《答宾戏》和《幽通赋》述志言情,是班固的“贤人失志”之作;《竹扇赋》和《终南山赋》则为体物图貌之作。一方面,班固的辞赋创作和东汉王朝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身上强烈的正统性。另一方面,班固辞赋作品中浓郁的个人色彩也非常突出,这和其思想个性及身份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主要认识到赋之铺陈体物、抒情言志和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美刺”功能。“不歌而诵谓之赋”,也认识到赋之“诵读”特点和“言志”功能;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对赋进行了详细分类,其“四分法”充分考虑了赋作艺术风格、思想内容特点、赋家人品、赋作价值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这和其人格的二重性和外界的政治压力都是不可分割的。班固对汉赋发展历程的叙说,更是点明了汉赋这种文体的特殊生存环境。　　另外,班固前后抵牾的赋家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这主要缘于赋文体的特殊性、他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