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联合国《阿拉木图宣言》提出：每个国家都要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之后,健康不平等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应,学术界也展开一股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热潮。通常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提高健康水平的同时,也将降低健康的不平等。但关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优势阶层从发展中获取更多的“健康福利”,因此经济发展不但不能缓解健康不平等,反而拉大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Franzini, et al.,2001: Winkinson＆Pickett,2008).因此,当社会经济发展失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健康不平等问题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本文以健康不平等为研究主题,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四大问题：一是分析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9项指标：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住房产权、户籍、样本区域、自评等级、代内阶层流动和代际阶层流动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考察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是否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二是,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考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差异；三是,分析两种生活方式因子,即积极生活方式因子和普通生活方式因子,对健康水平是否有影响,探索最近端的生活方式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四是,构建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影响路径,即分析社会经济地位的各项指标是否通过影响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文章通过方差分析和回归模型得出三个主要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自评等级与健康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文化程度和自评等级的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也逐步上升,当文化程度和自评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教育水平呈下降趋势。样本区域事实上也呈倒“U”分布,中部地区健康水平最高,东部发达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健康水平最差。出现这种分布趋势,主要与现代社会工作、生活压力有关。二是,代内等级流动对健康具有消极影响,即居民通过自身奋斗实现代内向上流动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带来的健康效益小于流动时的健康代价,因此健康水平将会下降；而代际向上流动恰好相反。三是,健康生活方式对健康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文化程度通过影响居民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影响其健康水平。可见,通过教育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健康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