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不仅是重大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问题,也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告诉我们,交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的发展是同一的。因此,在研究人的发展问题时,应该与交往联系起来,认真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为人的发展问题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关于交往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主要涉及的是交往及其相关性的范畴以及有关交往的基本思想观点。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范畴,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交往现象同样也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交往本身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其中,哈贝马斯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概念与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他认为语言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他把语言视为实现“交往行动”合理化的决定性因素,并试图以此理论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它对于我们建立“对话”、“沟通”等方式来解决冲突有一定的启示。国内学术界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围绕交往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来进行研究的。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以及对交往本身的深入研究,从交往的视角来探讨人的发展问题的论述越来越多。学术界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从交往形式的历史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角度来研究人的发展,即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既有框架基础上来研究,还没有系统地阐明交往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通过对交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交往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的影响。其积极方面在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交往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交往性质的变化使人的发展由不自由变为自由,交往范围的变化使人的发展由片面走向全面;交往为人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交往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传承。但是,在当下交往对人的发展也有消极影响。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往使个人更加受到物的统治;交往使人的主体生活与社会生活、个性与共性对立;在交往中,由于旧制度、旧体制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旧的文化、价值观念、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发展。总之,人的发展与交往是同一的,有着紧密的联系,交往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交往对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人的发展又反过来能够促进交往的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我们要充分发挥交往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克服交往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即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变,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转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发生变化,交往方式发生了变迁。其主要表现是: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共同体交往转变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以身份为基础的交往转变到以契约为基础的交往;以重人情关系的交往转变到重利益关系的交往;以受地域、民族局限的封闭式的交往转变到开放式的交往。我国交往方式的这种巨大变迁,对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是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增强;二是人的自由、平等意识加强;三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能力不断提升;四是人的需要日益丰富,生产能力逐渐提高;五是人的个性充分张扬,主体意识提升。当然,交往方式变迁对人的发展也有消极的一面:交往主体出现异化现象;人的道德、心理出现困境;人的认同出现危机以及人的发展机遇差距增大等等。为了克服当前交往方式变迁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努力促进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为指导,建立普遍交往,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协调交往关系,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提高交往能力,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动力;规范交往行为,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夯实交往基础,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只有积极地贯彻落实这些措施,大力促进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