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日益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秩序并立的二元格局。周边国家也普遍存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两面下注”的行为。韩国是中国周边的重要邻国,在经济上两国相互依赖紧密,但在安全上韩国选择加强美韩同盟,表现出典型的“两面下注”行为。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多把国家看作理性行为体,忽略了对决策者个人以及民众认知因素的考察。本文采取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分析和阐释韩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并进一步探究民众认知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明确认知和外交政策的含义,并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建构外交政策的生成机制。接着,本文描述了韩国民众对中国总体形象以及中国崛起各方面的认知,发现韩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看法偏向负面,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十分复杂。既肯定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和发展前景,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军事崛起持消极防备的态度,而对文化的评价则偏于中性。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表明,认知的形成受到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观因素表现为“恨”的民族心理以及对中国崛起意图的不信任。客观因素有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朝鲜半岛国家分裂的现实以及中韩文化的互动。主客观因素在刻板印象、历史类比、归因理论和认知相符机制的作用下发挥作用。民众认知通过总统选举、民族主义情绪、舆论压力三种途径影响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同时,作为特殊民众认知的国家利益观也深刻地塑造着韩国的外交政策,排在首位的国家安全利益促使美韩军事同盟的强化和延续,经济发展利益又让韩国选择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一些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使韩国外交政策常常陷入不稳定的困境,而对文化和民族的主体地位的强烈诉求又造就较为激进的外交政策。2012年韩国总统大选,新上台的总统朴瑾惠开始致力于修复李明博时期受损的中韩关系,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出积极态势。总的说来,现在正处于韩国民众认知的“转型期”,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情感既存在着依存和期待,又饱含着不满和威胁,民众对华的心理认知复杂多变、起伏跌宕。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关注韩国国内的民众心理认知,相应地调整对韩外交政策,增加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降低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心理,引导韩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