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ID作为一个致力于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国际机构,自1972年第一个国际投资案件登记之日起至今,已审理了大多数知名的国际投资争端。有关中心管辖权的内容被规定在公约的第25条内,但该条款未明确约定何为“投资”,因此,确定外国投资者及投资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是否属于ICSID管辖权范围内的“投资”仍是首要前提。实践中,在解释“投资”时,仲裁庭通常会采用双重标准,首先审查本案纠纷是否是因国际投资协定或投资合同所约定的“投资”而引起的,其次审查该“投资”是否符合公约第25条约定的客观要求。在国际法领域内,通常情况下先例不被视为法律的渊源之一,然而,不可避免地,当事方均会在仲裁过程中援引先决裁决。而仲裁庭在形成自己的意见时,也会参考先前中心所作出的裁决,考虑其中的逻辑及推理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先例的适用已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并为仲裁庭明确争议行为的“投资”定义提供辅助性作用。本文以ICSID公示的具体案例为研究基础,分析先例为确定“投资”定义所发挥的作用,并为减轻现有制度下的消极影响而提出具体的建议。第一部分介绍ICSID中“投资”定义的模糊性引起的争议,其中,先介绍公约草拟过程中第25条的修订变化,其次介绍仲裁庭如何对“投资”进行解释,然后介绍“投资”定义的模糊性引起的争议,主要分为两点进行阐述:仲裁庭的管辖权范围问题及仲裁庭的解释权限度问题。最后引出ICSID体系下先例为仲裁庭明确“投资”所发挥的辅助性作用。第二部分介绍先例对“投资”定义的积极作用,从三个方面进行介绍:一是先例为确定“投资”特征提供依据,二是先例为确定“投资”形式提供参考,三是先例为界定“投资”的范围理清思路。第三部分介绍先例对“投资”定义的消极作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绍:有限的投资个案降低了先例的统一性以及特殊的投资个案限制了先例的适用性。第四部分主要阐释先例对“投资”定义作用的改革建议。首先从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出发,然后介绍改革建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立适用投资定义的对话机制、统一的投资定义解释规则以及投资定义的先例数据库。第五部分阐释先例作用对中国的启示,主要从完善我国对外双边投资及合理利用ICSID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