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作为出罪事由,广泛应用于以“未经……许可”“未经……批准”等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罪名中,但是具有瑕疵的行政许可,例如行为人通过欺骗、胁迫、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行政许可,是否仍然具有出罪功能在理论界存在争议。瑕疵行政许可是否具有出罪功能不能一概而论,本文以行政法为依托,以行为人对行政许可的瑕疵是否有过错以及瑕疵行政许可的分类为基础,并结合犯罪的本质,试图归纳出一个关于瑕疵行政许可是否具有出罪功能的判断方法。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瑕疵行政许可的概述,以瑕疵行政行为为逻辑起源,结合德日理论观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厘清瑕疵行政许可的概念、性质、范围、效力、特征、种类。第二部分以章俊理非法行医一案,引出我国瑕疵行政许可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立法者对行政不法性与刑事不法性的关系立场不坚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行政违法行为入罪标准不统一;由于我国对行政犯大多采取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导致《刑法》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入罪依据不确定,这些问题都增加了对瑕疵行政许可刑法规制的难度。第三部分是对瑕疵行政许可影响出入罪认定的判断方法。首先,行政法上对瑕疵行政许可的效力、违法性评价是我们在刑法上评价瑕疵行政许可的前提,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有效且具有行政违法性的瑕疵行政许可才有可能对刑法定罪产生影响。其次,基于公民的信赖利益保护,行政机关造成的瑕疵行政许可仍然具有阻却犯罪的功能;对由行为人过错导致的瑕疵行政许可,需要根据其种类进行具体判断,特别许可具有出罪功能,控制性许可需要进入第三步判断。最后,要明确犯罪的本质才是瑕疵行政许可入罪的根本依据。第四部分是对完善瑕疵行政许可刑法规制的建议。首先,从立法层面,要厘清“未经许可”“国家规定”之内涵、明确罪过形式;其次,从解释层面,要有限度的承认行政解释的参考意义、限制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