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萧红小说,经过九十多个年头的辛勤耕耘,萧红小说研究已经日臻完备,然而细数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范畴,前者以钱理群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以代表,后者以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代表。两种宏观的理论思想均给与了萧红广阔的阐释空间,但同时也压抑了文本中不断出现的身体叙事,而怪诞身体书写指向的“身体的发现”则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怪诞身体书写侧重于身体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审美表征和意识形态,也参考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故事（叙述内容）、叙述（叙述行为与情境）、叙事（叙述文本）三个层面探讨身体与外界环境、文本、作者交互的可能性。在叙事的故事层面,强调怪诞的“身体”。身体是物质性的,在疾病、生育、死亡等重大事故的摧残下,身体的自然性和整体性遭到破坏,病中的身体遭受疾病和外界环境的双重折磨、生育过程为物质生活裹挟、死亡成为反抗现实的最后屏障,通过身体遭受的苦难,萧红将读者的目光牢牢的锁定在身体的存在样态上——就是这样不断被摧残的身体。身体并非是静态的苦难承受者,也在通过反抗言说自身的意义,人物的反抗行为遵循的是理性逻辑,但却造成对伦理逻辑和审美逻辑的反叛,最终造成了无法突破的循环:反抗——反反抗——反抗,使得人在这样的消耗中逐渐委顿。理性的力量浮在乡村的表面,而非理性的力量却暗浮其中,一股携带“动物性”特质的原始性的力量正在不断的酝酿,一旦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压,非理性力量将会战胜理性的算计,给与反抗以更大的自由。在叙事的叙述层面,强调“怪诞”的身体。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怪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他们与周围环境形成的空间政治,以及这种政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在公共空间中,人首先面对的是道德的审判,公共空间时常借助道德来实现对人的“谋杀”;在私密空间中,人表现出对自由的极度向往,尤其是两性关系,在身体本能的刺激下,时时尝试突破私密空间的界限而得到公共空间的认可;在日常空间中,外界环境成为小说叙事的显性空间,给与了故事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是人物情感的外化;在不断转化的空间中,身体因为遭受的压力不同,造成空间的氛围以及性质不断变化。除了空间对人不可避免地异化,也与萧红的写作姿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她有意识地将人与动物并置或把人直接当做动物来写,使得身体的同一性遭到解构。小说中的人物时刻处于语境的压力下,萧红本人、叙述者“我”、故事主人公三者之间的矛盾,造成原本正常的行为与语境之间产生了无法消除的矛盾。在叙事的文本层次,强调身体本能与文化规训、真实与想象的交织。身体的生理生成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一个命题,那就是试图冲破一切束缚的身体本能与试图将人纳入社会规范的文化规训之间的永恒冲突,二者争夺最为激烈的两个场域就是个人与家庭、男人与女人。身体是属己的,家庭无法完全依靠伦理让身体臣服,个人势必会受到欲望的驱使而做出超越当下社会制度规范、且有悖于家庭伦理的事情,但身体无法摆脱家庭伦理的束缚,身体也是有限度的,因而身体时常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男性在社会上拥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利,甚至男性的社会地位建立在征服女性的基础之上,萧红用血淋淋的事实来揭示女性的苦难,以此瓦解男权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无性别差异的书写来探索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在真实与想象交织的文本中,身体成为“能指”,赋予了叙事以强大的动力,既扩充了身体的能量,为读者建构了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图谱,又使得身体遭受的苦难的具象化。萧红构建的身体世界实质上一个异托邦的世界,“它是实际存在的,但对它的理解需要借助于想象力”。它既是萧红颠沛流离、受尽磨难的缩影,又是寄予了萧红最美好想象的“后花园”。既是处处荒凉的人间“修罗场”,又有着最为明媚的希望。最后,书写成为糅合“乌托邦”和“恶托邦”的力量,使得萧红“臆想”的世界具有了合法性,也使得唯一确定的只有留在纸上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