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小说”是“五四”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颇为兴盛的一种文学现象和叙述形态,长期以来它的独特魅力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可是郭沫若早期创作的“自叙传小说”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者要么认为其小说充斥着郭沫若的诗性气质;要么笼统地将之概括为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主导下的一种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而缺少深度剖析。本文将结合时代精神,着重从自我角度出发对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进行分析——分析它叙述主题、叙述方式的选择。全文除了引言和结论外,主体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四章。第二章“自叙传”小说体式的形成和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自叙传”作为小说的体式我们向上可以追溯到唐代,“五四”时期独特的文学氛围促使其走向成熟。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区别于他人的特征在于:小说的情绪流动成了一种心理事实,由于不关注情节的营构,形式上呈现了散文化的特点。更重要的是郭沫若把“自叙传”小说作为解决其精神危机的一种方案,这就使其小说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叙说自我。第三章“叙说自我”:在传统羁绊和现实困难的压力下,自我觉醒的郭沫若发现自己和新青年们一样陷于无路可走的悲哀。那么“成问题”的自我就是郭沫若小说中迫切需要表达的主题。在“叙说自我”的过程中,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里有了独特的群像系列。第四章“自我叙述”:在自我问题的个人化叙述中,为了表达切身感受和追求感人的表达效果,郭沫若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1)第一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突出的特点是创作主体、叙述主体、对象主体三者具有同在性、同一性,呈现三位一体特征:以“我”的口吻讲自己的故事,塑造近似自己的人物。如:《落叶》、《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等。(2)第三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这些小说中的“他”都有作者的影子,流露着郭沫若强烈的个人经验和主观情感。如:《未央》、《叶罗提之墓》、《圣者》等。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象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相似性,这种叙述方式使读者处于一种纯粹客观看者的超然位置,客观冷静地对待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