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中,针对广播权的主体、保护范围等问题都存在着诸多争议。诸如在广播的行为中是否包含网络传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界定的探讨也从未停止。在《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中,立法者对广播权的定义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将广播方式定义改为“有线或无线”,并用排除的方式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区分。在此之前,网络直播行为既不属于用户自己选择时间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也在试图被解释为受到广播权保护时受到阻碍。2020年的《著作权法》以技术中立的形式解决了该问题,然而该次修法也体现了我国在著作权领域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如果以技术的发展更新权利行为,《著作权法》只能频繁更改。与此同时,关于广播权的保护仍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就广播权行为而言,其包含了有线、无线传播或转播,以及扩音器等手段传播。同时,广播行为存在和其他传播行为如表演、信息网络传播、放映交叉之处,网络点播、即时回看行为的界定也就存在困境。最后,广播权的客体在《著作权法》《伯尔尼公约》等条文中的表述也并不一致,“作品的广播”与“作品”在我国立法中存在表述不清的问题,网络盗播节目信号如何规制也因此产生争议。基于此,立法者应该首先注重条文表述,在条文中区分公开传播与向公众传播行为,同时厘清广播权中不同行为的对象以及其他传播内容的性质,从而明确广播权保护的客体。最后,就随着技术更新不断出现的新型传播行为,建议引入向公众传播权,使《著作权法》适应数字时代以及国际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