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中，实现法治秩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自清末以降，较大规模的法律移植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但是即使在当今时代，以西方法律为参照和背景的国家成文法在社会运行中的适用情形并不理想。回顾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国家颁布的法律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公民的守法意识却并没有突飞猛进的提高。尤其在乡村社会之中，国家正式法律不断地遭到民间力量的强大挑战和抵制。其中的一个直接表现则是，大多数乡民并不接受、不理解、不适应国家法律的运作逻辑。如此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了众多尴尬、复杂甚至悲惨的结局。　　这样的问题背景促使思考的基点不得不放到现实中来--与正式国家法律逻辑相对立的民间运作逻辑（或者说是日常生活逻辑）究竟是怎样存在和运作的呢？本研究以乡村纠纷作为分析领域，正面探究乡民纠纷行为的理性特征，力图从一个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乡村社会秩序得以型构的微观社会基础，进而挖掘出阻碍迈向法治社会的症结所在。就是说，本文通过对乡民们在日常纠纷乃至诉讼纠纷过程中的行为、理解、判断、记忆甚至想象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昭示乡村社会在迈向法治进程中的现有状况及其微观发生机理，从而为现实中采取合理且有效的举措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研究的章节安排是:第一章导论部分在回顾关于"中国乡村纠纷"的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突出了"个人纠纷行为"的研究视角以及贯穿始终的基本研究问题--乡民们在乡村纠纷行为中讲的是什么理？在基本问题确定的条件下，展开对研究方法以及田野调查情况的介绍，从而昭示出本研究进行的条件、方案和步骤;第二章回顾了研究的理论背景，进而论述了本研究分析框架--道义理性与计算理性--的选择及其内涵;第三章在道义理性的理论视角之下，详细解析乡村纠纷中行为理性的底色--以情理为基本基调的理性存在及其相关运作图式;第四章则从计算理性的角度，透析了乡民纠纷行为中计算理性特征，从而昭示出其中精细、复杂的计算思路、内容、方法以及特殊机制等;不同于前两章所揭示的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内容方面特征，第五章则展示了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形式方面特征。如果说前两章侧重于横切面的静态分析，那么该章则侧重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该特征集中表现为一种"事理运作逻辑"，它是构成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结论的第六章，主要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在乡村纠纷中乡民纠纷行为中的理性，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把握乡民们的公平正义观念，读懂他们的纠纷行为理性之构成与运作模式。以此为基点，本章进一步总结在迈向法治的过程中这种民间逻辑的症结所在，进而在某种意义上昭示出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第一，现代乡村社会依然是一个情理社会，在乡村纠纷中乡民对情理的诉求构成了乡民纠纷行为的底色。本研究对纠纷乡民所追求的"合情合理"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其中的"情"可以分为情境与实情、人之常情、感情等方面，而每一方面都可以成为纠纷行为的理据。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乡村纠纷中情理是合一的，合情本身就是合理，而不合情则不合理。乡村纠纷中这种"情"之作为"理"的根源展示了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道义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贯穿情理之中的重要线索是乡民所理解的"生存伦理"抑或"生活伦理"。　　第二，人际关系的性质划分对乡民纠纷行为之理性影响巨大。在乡民的观念中，由于不同人际关系领域所适用的运作法则截然有别，所以对人际关系领域与运作法则是否匹配的计算是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点的乡村纠纷之理性计算模型。同时，也正是因为该方面的特征，乡村纠纷中的伦理意义上的公平依然重于客观意义上的公平。　　第三，乡民纠纷讲理行为的内容包含道义和计算两种类型的理性，每一种类型中又都包含着众多的具体方面。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构成乡民纠纷行为的充分依据。从中可以看出，乡民纠纷行为的理据是丰富且朴素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构成了乡民们讲理内容的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之内针对具体的理性类型以及具体的理性方面，每一个纠纷当事人都会做出自己认为得力的选择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这种丰富且朴素的理性内容连续统却为纠纷的产生、僵持不下乃至升级埋下了伏笔。　　第四，在综合道义理性与计算理性的视角之下，发现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出一种"事理逻辑"特征。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任何时段中的纠纷都是概莫能外地因事而起，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通过对乡村纠纷的考察却发现，纠纷乡民们的行为之中突出地体现出了"事"的逻辑特点，就是说，事的建构、存在、运作、组织和影响等构成了乡民们纠纷行为的特有逻辑和机制。与西方法治国家中以相对清晰、独立、普遍、抽象的理去"裁剪"事不同，在乡村里乡民们是从事中"裁剪"出理来。正是这种特点标识出了乡村里的纠纷与法治社会中规则之治的巨大差别。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乡民们在纠纷中所讲的理不是一种贯穿如一、相对清晰的单一之理，而是一个"嵌入"在社会、文化、国家之中的非常复杂的理性综合体。该综合体表现为众多方面，所以或依凭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在乡村纠纷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因此从实质意义说，乡民纠纷行为的理性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究竟表现在哪个或哪些方面的问题，乡村纠纷中的冲突往往是纠纷双方的不同理性思路的冲突，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迁更是加剧了这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理性思路最终是以事理而不是法理的形式展开的，这种逻辑直接影响到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内在要求与最终表达结果。这样便使得乡民们的公平正义观念呈现出了一种既朴素、又异样同时也复杂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