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世界遗产不断发展,被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历经五十载,这一全球项目影响深远,不仅在保护、管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项目方面成绩斐然,而且还涉入到民族认同、国际竞争、区域冲突、旅游发展、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社会议题之中。关于世界遗产的研究极为浩繁,但大多数研究以世界遗产的相关规则、指南、概念等的历史发展或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旅游等现实问题为导向,这些均属于遗产本位的研究,鲜有研究是站在社会本位或遗产之外来审视嵌入社会-历史情境的世界遗产,因而缺乏一种对世界遗产及其生成逻辑的整体性视野。为了全面理解世界遗产,对其所涉及到的过程性和关系性进行深入地拆解、观察与剖析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基于中国视角,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以过程性与关系性为研究路径,结合国内外世界遗产的典型案例,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与思考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非结果,因此,仅有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是不够的。世界遗产的过程性研究需要不断地强调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实时追踪关键节点的具体走向,从而书写延续与迭变的世界遗产图景。基于此,本文关于世界遗产的过程性分析是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世界遗产的过程性意味着世界遗产是一个具有历史属性的概念和现象,即世界遗产是从欧洲的文明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其最终的制度化与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冲突密切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其遗产类型、价值标准、实践指南和理论阐释也在全球化的应用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其二,世界遗产的过程性暗含着一个从无到有、从地方到国际的生成过程,对于某些事物来说,由于具有某些被珍视的价值从而获得进入遗产框架、获得保护资格是成为世界遗产的第一步,随后是通过申遗的程序和步骤来获得世界遗产资格,最后是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所面临的复杂的发展困境。世界遗产的生成过程中潜藏着许多争议性的事件、时刻和行为,这些不断进入与退出的复杂枝杈共同编织了世界遗产的关系网络,基于此,对世界遗产的诸多关系主体及其关系之间的协商、对话与沟通进行书写就显得尤为必要。自诞生之日起,涉入世界遗产之中的关系主体和关系链条不断增多。概括而言,世界遗产的关系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世界遗产现象与话语之间的交织与影响。世界遗产既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存在,而且还是一层审视世界遗产现象的理论学说和学术假说,世界遗产现象与话语相互影响与促进。第二,地方、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困局。世界遗产是一个颇为分裂的存在,在地理位置和现实生活中,世界遗产自始至终都是地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权上,世界遗产作为中国领土内的资源,又是属于国家的;与此同时,当其具有了世界遗产资格时,它的价值又是普世性的,而且其重要性是指向全人类的。这三个层级对世界遗产不同方面的攫取撕扯和拉拽着世界遗产的关系网络,这注定了世界遗产将长久落入争议的漩涡。第三,利益相关者的涉入与博弈。在世界遗产的生成过程中,自由而充满策略的利益相关者将世界遗产的整体图景串联起来,虽然不同利益相关者都有各自的诉求和目的,但是其共同作用于制度化的规则。正是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涉入,我们看到了世界遗产幕后的鲜活与生机,这种由利益相关者来串联与推动的世界遗产叙事迥异于刻板而僵硬的制度化叙事。此外,这种承认利益相关者的举动意味着世界遗产过程和关系的开放性和超越性,这让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成为可能。世界遗产的过程性与关系性是一对相互关联的研究概念和路径,关系性是在过程中生长与交织的,过程性的延续和迭代也得益于关系的建构。本文意图经由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来揭示地方、国家和全球进程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探索世界遗产的转变方式及其社会和物质后果。正是在世界遗产的过程中,遗产、行动者、政府、机构、学者、社区、国际组织、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激励和赋予它们意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结构得到了重点关注。此外,参与到世界遗产过程中的各种类型的行动者不仅代表着某种主体与遗产之间的态度,而且还构成了改变特定事物和发展趋势的变革动力。对行动者力量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唯制度化规则的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不仅为过程性研究提供了动态的可能,而且还为关系性提供了互动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