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违法、主观故意和情节严重是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主要条件。三者在递进与限制中共同制约着民事、行政审判领域违法的认定条件。现有刑事法律仅对情节严重有着明确的列举,对主观和行为的具体认定方式和表现类型并未具体化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枉法行为同自由裁量权和审判规则运用之间如何区分一直是难点,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呈现出过于宽泛化的特征。虽然已有文件对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作了列举,但具体案例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引发了较大的争议,集中在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之上。准确界定枉法裁判之标准,对不枉不纵的惩罚民事、行政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犯罪行为认定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是准确定性、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结合本文案例中认定王某枉法行为的说理依据“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未予全面、客观审查核实,而是直接采信请托方的证据”,其中有两点是值得进行探讨的地方,一是关于证据的采信,即证据规则的运用是否合法合理;二是关于王某自行决定采用何种证据,是否正当的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关于故意的定义,《刑法》总则第十四条已经给了明确的定义,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认识因素）,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意志因素）,因而构成犯罪的,叫做犯罪故意。但是故意的实际认定并未有明确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一定的争议。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情节严重是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情节严重”是区分一般民事枉法行为和本罪的重要条件,如果行为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的枉法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则构成本罪,如未达到,则属于单纯的违纪行为,虽不以本罪论处,但仍有可能收到其他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