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近四百多年的华语文教学沿革,至今还没有全盘通透的教材演变发展研究。当前的研究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教材编写内容之上,大部分研究多以自编单课内容为例探究教材编写,也有一部分是教材内容分析或对比分析的研究。而华语文教学沿革和教材演变发展,以及教材编写理论的研究却很稀少,且只针对当代进行了研究。本研究首次全面梳理及探究了1627年迄今（1）的华语文教学史料（1627-2018）,在二语习得及教材编写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各时期不同学习者、不同教学者、不同教学目的所使用的教材的演变发展,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1）台湾地区华语文教材演变发展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如何?（2）台湾地区当代华语文教材演变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如何?关于台湾地区华语文教材的整体演变发展特征研究,首先我们对台湾地区华语文教学及其教材进行了界定说明,再针对传教士时期的华语文教学资源,以及日据和当代的华语文教材,进行了总体情况、内容特征、教学应用和局限的分析与探讨如下:（1）全面梳理了台湾地区华语文教材的第一手史料,依时间发展顺序,划分出早期传教士、日据和当代三个时期（2）;（2）阐明了台湾地区华语文教材的整体演变发展特征。一是早期西方传教士以宗教传播为核心,先自学再自创华语文教学材料;二是教材深受政权及社会改变的影响,如日据时期以殖民统治为核心,以早期传教士“教与学”的经验为基础,再研发假名标音和闽南话语法规则编写华语文教材;三是因当代通用国语（普通话）,开始翻译美国中文教材改编成华语文教材,再研发自编教材。由此形成各时期不同的发展特征。关于台湾地区当代华语文教材的演变发展,我们进行了两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国语运动推行普通话为基础,开始翻译耶鲁中文教材改编《国语会话》（1967）为标志,划分为当代第一阶段（1946-1998）;以自编《实用视听华语》（1999）（1）和《当代中文课程》（2）（2015）为标志,划分为当代第二阶段（1999-迄今）。进而探析了第二阶段两套主流教材的内容特征、教学应用和局限;又对两套教材进行了教师教学反馈问卷调查,并提出三个编写和改版建议:（1）《视华》的课文内容虽不合时宜,但语法的安排能循序渐进。《当代》的课文内容虽符合现代生活,但语法点难度过高,造成程度衔接困难等问题;（2）大部分教师认同《视华》能帮助学习者“听、说”能力进步;（3）大部分教师提出《视华》可参考《当代》将课文内容调整得更贴近现代生活,并增加多元互动的练习及活动。而《当代》可参考《视华》语法点的安排,针对语法的程度衔接进行适当修订。此外,还针对上述两套教材进行了编写者访谈,结合我们对两套教材的内容分析、教师的教学反馈调查结果进行相互印证的讨论如下:（1）《视华》是当代首套自编教材,当时的理论指导有限;以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公布的“常用词汇”作为词汇选定标准,采用耶鲁中文教材的编写系统进行编制。该教材经历了两次改版,其词类划分、语法规则、词汇选定标准均未改变,依托着当时的社会背景,融集了海内外的编写经验及理论是该套教材的编写特征;（2）《当代》参考台湾地区华语水平测验的八千词和北京语言大学的“频率词典”选定词汇,以及采用八大词类语法系统进行编写。将汉语发音、汉字处理、词汇选定、词类划分、语法规则等进行了较有系统的安排。其“教学语法”观点以语境需求决定字、词、语法点的排序,体现出重视听说,读写为辅的编写特征;（3）《当代》在教材版本方面,强调必须有“针对性”的重修和改编,才能出版适合多国母语学习者的华语文教材;（4）有关教材的未来发展趋势,叶德明认为教材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开发数字多媒体教材因应时代需求。邓守信则认为,教材要符合编写理论及编写原则的要求,才能突显教材的实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等,进而拓展华语文教材的国际地位。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划分了台湾地区近四百年的华语文教材演变发展历程:一为早期传教士时期,二为日据时期,三为当代华语文教材发展时期（此时期又划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归纳了三个时期的编写和发展特征:一为早期传教士时期以宗教传播为核心的教材编写特征,二为日据时期以殖民统治为核心的教材编写特征,三为当代华语文教材发展时期以普通话（汉字）为核心的“他控（1）”和“自控（2）”的教材编写特征;（3）构建了台湾地区华语文教材“一线三点”的整体演变发展框架;（4）阐明了台湾地区当代华语文教材不断“推陈出新”的“迭代”演变发展特征;（5）提出了适合台湾地区当代华语文教材的创新应用方案,借助教师手册发展设计创新教案,以解决《当代中文课程》程度衔接方面的问题。希望上述研究结果能为华语文教材编写和发展提供切实的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