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海和香港构成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那么对解放后的张爱玲来说，上海、香港、美国有她的三地情缘，她后来最重要的中长篇创作，《十八春》、《小艾》，《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半生缘》，就分别写于这三个地方。看张爱玲这三个阶段的创作，颇有风云突变之感。从《十八春》、《小艾》到《秧歌》、《赤地之恋》，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论调转变得毫不含糊。到《怨女》和《半生缘》，好像又回到了“流言”、“私语”时期的张爱玲，关于大时代小儿女的诠释。然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我看到的仍是或隐或显的不变的鲜活的张爱玲。本文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论述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在三地的三个创作阶段，主要在争议之作和改写之作对照的论述中，寻访张爱玲的影子，探究张爱玲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及其原因，同时穿插上海、香港、美国三地对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深刻影响。 在对《十八春》、《小艾》和《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中，地缘对立划分十分明显，以致影响了对这两部分作品的基本判断。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学者一般认为前者“言不由衷”，乃“生活所迫”，后者才是张爱玲的心声；而内地学者大多认为前者有张爱玲的“真诚欢迎”，后者是香港美新处授权的作品。而我更愿意以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来思考这几部小说的得与失。而通过《小艾》、《十八春》和《秧歌》、《赤地之恋》，《金锁记》和《怨女》，以及《十八春》和《半生缘》的比较阅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张爱玲生命和艺术沉潜的轨迹。像张爱玲这类文由心生的作者，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留下了当下的生命体验，这在《金锁记》和《怨女》的比照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张爱玲研究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从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各种西方文论的运用，“张学”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然而，由于惯性思维和史料的缺乏，解放后的张爱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研究，而且海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已形成固定模式，未能真正回到文学本身，还张爱玲真实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