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以政策引导为主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模式，各级政府不断强化着制定法规或其他政策的能力，政策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政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需要解决许多相关的其他问题，一组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向我们提出了又一组更难解决的新问题。一方面，管理社会需要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法律框架内制定各类政策;另一方面，政策环境发生变迁或者政策目标已经实现又要求政府及时废止相关政策。政府在制定和终结政策的交替行为中往往过多的偏向政策制定，轻视政策终结，最终导致了政策拥堵、摩擦甚至冲突等问题。由于政策的普遍性、多发性和关联性，任何意义上的政策终结都意味着新政策即将或已经开始。不注重通过政策终结实现政策系统的更新，实际上等于向未来积累政策冲突的风险。　　政策终结是指政策决策者通过政策评估将那些不公平、违法或者过时、无效、低效的政策、组织、项目进行终止。这里的政策是指广义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内的一切约束性制度。本研究主要探讨政府作为政策主体的行政法规类政策终结过程问题。“过程”是一系列行动、事件和决策的联动。政策终结过程涉及政策终结问题反思、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政策终结执行反馈、政策终结改进探索等环节。现实中由于各阶段的相互关联及人们思维的反复，与之相随的多元利益集团和多级政府间的复杂互动，使得这种划分并不具备真正的因果关系。之所以还坚持从阶段的视角研究政策终结过程，因为这是对政策生命中最基础却又最具普遍性的功能概述，有助于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从而使研究思维清晰起来。　　政策终结过程研究源自解决政策领域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近代社会的法制化倾向于通过不断制定法规政策来实现社会管理，加之政策制定权限逐渐向行政系统的转移，导致准立法权的扩大以及政策泛滥。政策是多元互动的结果，政策质量往往受到环境、目标群体以及执行资源等要素影响。这种错综复杂的政策生态决定了任何政策效果都是不稳定的，此时此地有效，彼时彼地未必如此。社会的良好治理需要终止那些多余的、质量低劣的政策，但正是准立法权的扩大和政策质量的多元因素干预特质增加了多余、低效或无效政策产生的可能性，为政策终结制造了更多潜在障碍。从我国政策终结实践来看，由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不断的出台新政策，而原有的政策却没有得到及时废止，存在着大量的政策滞留问题。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政策废止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各自为政、做法不一。因政策废止引发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缺乏统一的应对措施导致政策对冲，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受损。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对政策终结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和果敢的实践努力。　　政策终结前必须进行审慎的研究，通过科学的政策评估，从管理、法律和政治的视角综合评价一项政策是否需要及时终结，为政策终结网络提供有说服力的终结依据。当然，政策终结并非全都因为行政系统内部的政策评估引起的，有时外部提议也会为政策终结提供契机。政策终结的议程设置主要介绍外部提议引起的政策终结及采纳问题。这种提议一般具有时间敏感性，政府往往会在短期作出是否采纳的决定。采纳从时间上看，很迅速，从程序上看，和一般的政策采纳差异并不大。因此不对其作单独介绍，而将提议和采纳一起分析，侧重于对提议的介绍。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外压模式、诉讼模式、上书模式各有优劣。外压模式中由于多元社会力量的介入增加了政策终结提议的影响力度，但多元力量的协调并达成一致并非易事。诉讼模式由于成本较大，使用虽然并不广泛，但其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上书模式对提出者能力要求较高，因其可直达天庭所以被采纳的概率不低。未来发展中，几种模式有形成互动的可能。无论外压模式、诉讼模式还是上书模式的启动，都源自政策系统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即问题流出现了。这种问题可能是背离公共利益、违背客观规律、违反法律中的一种或几种。如果议题要进入政策议程被政府采纳，那么三种模式所提出的终结方案必须具备政策流中方案的专业性、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等标准。议程设置的成功离不开政治领导人的认可、利益集团或公众的推动。政策终结的自下而上议程设置需要借助一定的机会之窗，比如突然事件、领导人换届、专家建言等，以促使三源流的交汇。多源流分析框架为我们进行终结议程设置提供了经典启示，即任何一种终结议程要取得成功必须找准问题流、提出明确的政策终结方案构成政策流并获取政治力量支持，还要等待或者创造机会，使三种源流结合，否则议程设置难有成效。　　政策终结被采纳后，就会进入执行反馈阶段。终结执行中的主体、资源、手段、路径和反馈五要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主体主要指提供人力资源保障的行政机关。由于国家的整体性、公共性与立法方面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在政策终结方面比其他主体有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成本。我国政策变迁中，不论是破还是立，政府都是“参与者，指导者和领导者”，主要的制度创新还是政府行为。政府既是旧政策的改革者，又是新政策的供给者。但由于理性经济人的俘虏，官僚组织的价值中立干扰，作为公共权力执行机关的各级政府或部门在有利于自身的事情上就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对不利的事情则采取价值中立态度。这严重制约着政策终结执行，因此需要通过以德行政对价值偏颇进行矫正。在终结执行的各种资源中，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最为重要。一定程度上讲政治资源可以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包括信息资源。但是信息资源有特殊的属性，所以在资源中介绍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最特殊的信息资源。关于政策终结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宣传沟通、激励保障、利益补偿、衔接到位四方面。政策终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人际关系的互动，因此宣传沟通首当其冲，只有良好的宣传沟通才可能为终结执行统一认识。政策终结要想成功，需要给那些积极支持政策终结者适当的物质或者荣誉激励，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可避免的是，一项政策的终结会造成某些群体利益的损失。为了避免这些利益受损者结成强大的反终结联盟，适当的利益补偿必须跟上。当然，利益补偿也是对人的尊重的体现，政策科学发展到今天应该以追求对人类尊严的实现为己任。旧政策终结了，但政策调整的社会关系并未完全消失，新政策必须做好与旧政策的对接，防止政策真空造成公众判断混乱。终结执行后需要提供反馈信息，为未来终结决策和执行提供借鉴。然而，政策终结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使得终结结果难以简单地判断为成功或失败。为了能够让政策终结真正实现，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执行改善。　　作为一种政治过程的政策终结需要来自政治的支持。行政人员有能力建立和终止某个政策或项目，但没有能力从整体上结束相关的更大的事项。政策终结管理工作组的设立就是为了提供终结相关更大事项的能力。其主要职能是对政策终结工作的专职领导和监督，为政策终结提供卓越的领导力。这一机构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激发政策活力，提高政策效力，以此促进政府效能的提升，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从精简机构角度来看，政策终结管理工作组表面上产生了更多的行政组织和人员，但实际上可以监督更大范围的违法、无效类政策、组织、项目等的终止。短期的成本增加致力于长期的成本节约、管理规范、发展科学、社会和谐。政策终结管理工作组的设置对我国政策终结理论和实践都是有益的尝试。　　没有完美的政策，只有动态正确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终结过程解释将会比预期的复杂得多。理论表达较之将其付诸实践轻松得多。政策终结过程分析需要解决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实际情况，就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方案。但社会问题如此复杂，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由许多变量导致的，因此只用一种简单的解释或者一种救治方案并不一定能够成功解决问题，本研究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