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完全成熟的背景之下,当代读者会发现沈从文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拗”的特征。所谓“拗”,即是不顺,也就是个人的语言表达与社会公认的语法规则相龃龉。沈从文小说语言的“拗”在于,他融汇了文言、白话以及湘西方言三种语言资源,形成了文言与白话杂糅、国语与方言杂糅的语言风格。关于文言资源,他运用单音节词、四字短语、文言词汇和句式,既有古文的简洁精炼之美,又有极强的音乐感和节奏感,还具有深远悠长的意蕴。关于白话资源,他引用古白话词汇、少用“的”字、使用欧化句式,具有极强的审美效果。关于方言资源,他引入了湘西的方言俗语、“子”尾方言词、“到”尾口语词、不符合常规的方言表达、富有地域特色的地名和人名,既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又具有音韵之美,还真实地再现了湘西世界。除了以上三种语言资源之外,语意双重否定、颠倒语序、缺少标点和若干语病这些语言现象都给人以拗口曲折之感,这也是“拗”的表现形式。“拗”的特征是由内在的作家主体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客观因素相互作用而成,内因包括沈从文的文学修养、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等;外因则包含了时代文化的浸染、民族文化的熏陶、湘西的特定影响等。关于“拗”的价值,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创作者应继承和发展沈从文的语言创作方式和个性化的语言追求,从而创作出具有个体性和创新性的语言风格。创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应尽量避免缺少标点等用语问题,从而呈现出完美圆融的艺术作品。对于接受主体而言,“拗”具有个体性、音乐性、变异性等特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拗”的语言风格更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给予读者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因而,“拗”作为沈从文小说语言的一大特征,自成一格,不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