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是民国史坛上的少壮派学者之一。他不仅国学根基深厚,还受过西方科学方法的训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留美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基于这样的背景,齐思和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尤其对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造诣颇深。齐思和对民国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建设有拓新之功。在引介西学方面,齐思和及时介绍反映西方史学发展动向的作品,将最新的国外史学思想和方法输入到国内。同时还对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有具体阐述,这就构建了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体系。在先秦史研究上,齐思和从社会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三个向度着力探索：将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相结合,挖掘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通过对先秦制度的考证,揭示制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而不局限于还原澄清某项制度的史实和细节；在思想史研究上,齐思和对五行说、西周政治思想、儒家思想进行考析,重新梳理先秦思想的流变,尤能将制度变迁与思想嬗递加以贯通考察。无论是对先秦经济史的掘发、制度史的探研,还是思想史的考析,齐思和的研究都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擅长中西比较,即将中国历史同外国历史沟通起来,对中外相类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从外国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推进本土学者的研究。二是考据(史料)与社会史(史观)兼顾,既有对具体现象、细节的辨析考订,又有对重要制度、重大变迁的宏观探索,走出了一条历史研究的融合会通之路。民国时期,报刊杂志成为学术成果输出传播、学者间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成为史学专业化的一个重要面相。齐思和在担任《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燕京社会科学》主编期间,以刊物为平台,以平等、开放的学术眼光为引力,将相关学人聚合在一起切磋学术。以“书评”论学术更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民国史学界,齐思和从史学风气和史学著作层面进行了评议。他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洞察到掌故派和社会史派各自存在的缺失并提出建议,阐释专题研究和通史编纂的关系,指出历史教学的诸多弊端。同时,他还对当时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进行评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论是考据作品还是社会史论著,齐思和都能公允评价。在民国学界,齐思和还拥有众多志同道合的师友,这些师友不仅丰富着齐思和的学术生活,更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的学术道路。范文澜的文史课程为齐思和打下了扎实的国史基础,是齐思和学术生涯起步期的引导者；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作启发齐思和走上古史研究的道路；洪业是一位识才爱才的好伯乐,他推荐齐思和前往哈佛学习美国史,使其有机会身临其境地领悟西方史学的真义。上述诸人成为齐思和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辅翼。齐思和在民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博采中西史学之长,既善于作比较研究,又善于借用历史的辅助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将先秦社会经济史与制度史、思想史作综合研究,主张专题研究与社会史的合一；他编办学术刊物、倡导批评风气,推动了学术运作的制度性建设。上述作为使齐思和成为现代中国史学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在风云际会、群星闪耀的民国史坛上流下了无法抹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