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法典》的重头戏,担保物权领域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其中放开担保合同类型的做法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表明,我国担保物权制度已经由形式主义向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以扩大担保合同类型将非典型担保物权纳入法典,再配合相关《司法解释》,间接承认了动态质押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质权部分调整质押合同的约定条款,不仅允许概括描述质物范围,而且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交付方式。《民法典》的革新为动态质押的合法性解释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同时开放性的做法也为动态质押的进一步创新、完善预留了充足的制度空间。本文以动态质押的案例分析为切入点,在厘清其为一种新型动产质押的本质属性,并与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探究了动态质押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剖析了其中之原因,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在动态质押自身法律制度层面,其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质权效力不定、善意取得构成不明确、公示方式备受质疑以及救济规范不具体的原因;在相关配套制度层面,尚缺少事前评估、质物权属确认、公证退出以及救济认定的配套机制。再结合我国实际,探析了动态质押制度在我国设立的价值及存在空间后,立足于《民法典》的背景对动态质押的适法性提出解释路径,并从两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一方面,明确动态质押法律地位、明确置换行为效力、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构建共同占有的新类型交付方式以及统一的救济制度;另一方面,引入事前评估、公证退出等相关配套机制,以确保动态质押在实践中能够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