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和意识形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植根并融入于乡土社会之中,主导着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并与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针对这一现象,大量学者从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间、乡土社会的整合和秩序、象征资本、社会记忆等角度对民间信仰加以解读,探讨了民间信仰与现代化的关系、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互构等方面内容。其中,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既往的研究都是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忽略了中国所独具的权威主义国家与“分裂”的行政体系的制度背景,将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排除在权力关系的探讨之中,从而也就忽视了微观层面上信仰空间生成的经验性社会过程及其机制。也因此,在我看来,当代民间信仰之复兴和空间再造问题并没有获得一个清昕的认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广西中南部的滨阳为个案,以当地的一项民俗活动舞炮龙作为研究对象,以“舞炮龙如何生成为地方标志性文化”作为研究的问题起点,从四个方面考察“民间信仰之复兴与空间再造”的详尽历程:舞炮龙在滨阳传统民间民俗文化中的地位;舞炮龙和炮龙节的“国家化”历程;炮龙文化的生产及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文化—政治实践逻辑;“炮龙老庙”的重建与地方社会进行的的互构。通过这个过程的考察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滨阳人力推舞炮龙作为其对外展示的文化标识,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空间语境下的一种地方意识的表达,是基于滨阳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从而达成的群体共识。炮龙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权力格局的象征符号,是不同目的的不同群体在同一个时空环境中对同一个文化想象的协商和建构的结果。重建老庙不仅使“地方性知识”获得复活与再造,也实现了与炮龙文化的连接,为炮龙文化生产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由此,舞炮龙生成标志性文化过程,表现为一种“文化实践”的过程,既是“传统的再造”,也有“传统的发明”,是基于滨阳特定的“地景”下勾连其历史和现实的加工过的一套最后为官方和地方权势共同使用的具有独特地域性的文化,实际上是中华龙文化在滨阳的地方化叙事过程。这一信仰过程的再造,不仅与权力和社会秩序等问题相缠绕,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同时也是一次重建地方崇拜和重塑地方形象的努力。可以说,舞炮龙被形塑为地方标志性文化这一个案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民俗复兴”与“信仰空间再造”的完整过程。以小见大,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更好地理解“民间信仰之复兴和空间再造”这一普遍现象具有启发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讲,本研究所表明的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大众传媒和群众“共谋”合力塑造舞炮龙文化内涵,特别是重建炮龙老庙的故事提醒我们:民间信仰空间是一个充满谋略和手段、斗争与合作、可以被建构起来的空间,这一空间是民族国家、基层政府与民众相互之间较量、协商和妥协的动态“局势”的结果,它不是稳定和刚性的,而是变化和不断转型的。从实践意义上讲,滨阳的个案表明,尽管“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的主流话语,但地方政府或者是至少部分官员在对待民间信仰恢复和重建的问题上仍然有意与民众保持距离,并不会一味迁就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