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可谓接受尼采思想最为活跃的文学团体,其代表成员陈铨、林同济不仅直接翻译尼采作品,撰写一系列关于尼采的研究论文,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几个方面,积极接受与传播尼采思想。结合当时社会大环境,战国策派对尼采学说的几个重要主题进行改造运用：由尼采“超人”说提出英雄崇拜；由“权力意志”提出“力”的哲学与“民族意识”,进而提出“民族文学运动”、“盛世文学”；在“酒神精神”的启发下阐释了文学三母题,即“恐怖”、“狂欢”与“虔恪”；受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启发而提出其基本的历史观念,即当时的局势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尼采思想对战国策派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文学创作风格中,体现在振聋发聩的格调、哲理化诗意化的语言、意味隽永的象征手法三方面。对尼采学说的文学性书写的最突出代表是陈铨,他常常在其小说戏剧中借某一人物的谈论、话语来直接表达尼采思想,或者直接插入自己的尼采式议论；陈铨还塑造一系列正面、反面两种类型的“超人”形象,传达他所理解的尼采“超人”、“权力意志”思想。尼采学说是一种高扬生命的学说,但出于一种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机,战国策派对尼采学说的接受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来接受的,而是突出了其政治性,各个成员本身个性及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导致在接受尼采学说过程中,也会存在差异。同时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思路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尼采文化批判的道路。战国策派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是尼采学说中国接受、影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起到了鼓舞抗战的直接效果,其对传统文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颇具独到之处,但其主要成员于书斋中缺乏对政治局势的深刻认识,怀有比较极端的民族意识,对尼采学说的理解有时会流于表面或有失偏颇,加之外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导致自身在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获得应有的肯定积极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尼采学说被误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