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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虽然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但出口增速却经历了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出口产品仍然处于低端阶段,中国企业的出口增速已不能由粗旷的发展模式来维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知识与科技含量将直接影响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企业出口产品中知识与科技含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力资本与企业出口贸易密切相关。然而近年来,“公务员热”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这一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才逐步向政府部门集中,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误配置,使企业在人才竞争中经受更大的压力,从而影响企业出口。因此,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在企业出口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在政府和企业间的配置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从以下两种路径作出了分析:一方面,政府较高比例地占用高技术劳动力,通过工资效应使企业雇佣高技术劳动力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基础设施建设者,高比例的高技术劳动力也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通过以上两种路径的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关假设。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中中工业企业的员工受教育信息、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考察了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从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比的再度量、二元边际的再度量和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术劳动力的使用,从而通过工资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之后仍然稳健。
通过进一步检验,本文发现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对与政府部门人才结构相似企业的出口行为抑制性更大,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人才的负面影响比政府部门更大,外资企业受到政府人才配置的影响比私有企业的更大,所需人才教育水平越高的行业受到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的负面效应越大。
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第二,避免不必要的政府选人、用人标准,加强政府人员制度政策和行为管理,提高政府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三,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强员工培训和有序的人才流动。
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在政府和企业间的配置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从以下两种路径作出了分析:一方面,政府较高比例地占用高技术劳动力,通过工资效应使企业雇佣高技术劳动力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基础设施建设者,高比例的高技术劳动力也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通过以上两种路径的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关假设。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中中工业企业的员工受教育信息、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考察了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从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比的再度量、二元边际的再度量和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方面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术劳动力的使用,从而通过工资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之后仍然稳健。
通过进一步检验,本文发现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对与政府部门人才结构相似企业的出口行为抑制性更大,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人才的负面影响比政府部门更大,外资企业受到政府人才配置的影响比私有企业的更大,所需人才教育水平越高的行业受到政府与企业人才配置的负面效应越大。
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扩大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第二,避免不必要的政府选人、用人标准,加强政府人员制度政策和行为管理,提高政府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三,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强员工培训和有序的人才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