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西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和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国家新的刑事法价值观特别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物。不少国家在司法活动中积极适用刑事和解，并产生多种实践模式，有的还形成了有关法律制度。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受到广泛关注。实践中，刑事和解被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措施，在很多地方正在积极探索;理论上，刑事和解也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对于刑事和解，人们既有肯定和欢迎，也有质疑和担忧。这恰恰说明人们对这个新生事物的价值还远未形成统一认识。因此，如何理性评价其积极意义，如何回应各种质疑，使得刑事和解的价值探讨，或说是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证明，便成为理论研究中的值得重视且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通观近年来众多的刑事和解学术研究成果，虽然几乎都涉及价值问题，但作专门深入的讨论尚为数不多。所以，对于刑事和解这样一种实践，一方面需要通过分析其现实表象，揭示其本质、特性和客观功能，并作为价值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通过刑事和解价值研究，揭示其符合或背离人们价值目标的因素，在深化价值认识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对它的本体认识，并指导刑事和解在实践中科学、有效地开展。另外，刑事和解客观上冲击着在传统刑事法理念和制度下形成的固有认识，具有丰富的理论承载能力，无疑会为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而拓展刑事法理论研究的横向维度。　　刑事和解价值讨论有两个总体问题:一是针对刑事和解价值认识的多维视角，引发能否形成逻辑统一的价值理论体系的问题;二是针对刑事和解中直观的“刑罚”与“赔偿”关系，引发如何看待刑事和解基本精神与基本内涵的问题。两个问题，都关系到刑事和解的未来生长发育。　　刑事和解的价值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公正（正义）与效率（功利）的概括视角，最终统一到社会和谐这个最终价值目标上来。在刑事和解中，公正（正义）和效率（功利）有特殊的体现。正义问题包括由正义的一般含义所决定的对犯罪人的报应;由正义的自由内涵所要求的对被害人现实利益的保护、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由正义的平等内涵所要求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事和解中的功利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即通过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关系的全面修复和司法效率的提高，促进社会和谐。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条贯穿始终的分析主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治理力量的均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意志的契合;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利益的统一。总之，本论文在价值哲学的指导下，以社会和谐为最终的价值目标，以正义与效率为概括视角，以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为分析主线，构建了刑事和解价值的统一分析框架，初步形成了刑事和解价值理论体系。　　刑事和解价值，建立在对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的认识基础之上。这一点，围绕着对刑事和解契约观的批判，贯彻于论文始终。刑事和解的契约观，认为刑事和解的基本精神是交易和契约，基本内涵是刑罚与赔偿的对价关系，即认为刑罚的作用体现在促进赔偿，赔偿是被害人以放弃刑罚主张为代价而得到的利益恢复。这个认识，与刑法民事化的认识倾向、颠覆传统刑事理念的论证立场，以及局限于国内刑事和解实践和现有法律框架的分析视野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认识体系，虽然适应着现实，但同时也影响到刑事和解价值的充分阐发，成为刑事和解招致众多批评的总根源，不利于刑事和解的生长发育。与此相反，我们所主张的是刑事和解的修复观，认为刑事和解的基本精神是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关系的全面修复，基本内涵在于对话交流所成就的教育感化和被害恢复，刑罚的作用在于保证和解的对话交流，赔偿是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减弱的表征以及对被害人部分利益的恢复。这个认识，与刑事和解的“刑事性”认识、坚持传统刑事理念基本价值的论证立场，以及立足于国内外刑事和解实践和完善现有法律制度的分析视野成为一个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众需求现实下欠缺一些条件，但充分阐发了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很好地回应了对刑事和解的诸多批评，有利于刑事和解的生长发育。　　上述基本观点，在刑事和解价值问题的具体讨论中得到充分阐发。　　刑事和解的本体认识是价值分析的基础。提出，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某种机构或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明显宽缓倾向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这个概念，明确了刑事和解的本质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包括刑罚适用、刑事责任承担、刑罚执行等诸方面。刑事和解包括刑事性、参与性、对话性、补偿性、宽缓性、修复性等特征。刑事和解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被害人、犯罪人、国家的作用上，即对于被害人具有精神补偿和物质补偿功能;对于犯罪人具有责任承担、教育感化和促进再社会化功能;对于国家具有提高司法效率的功能。　　刑事和解的效率（功利）分析视角，具体落实在社会治理价值的分析上。治理在政治学中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实质在于要求政府与市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实现最佳效果。为更好地促进社会治理，刑事法应当在理念、政策、措施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其核心在于如何均衡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优化刑罚权行使。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处置方式，成为这些刑事法运行调整的一种具体落实措施。　　刑事和解的正义分析视角，具体落实在正义的一般含义和自由、平等两个基本内涵的分析上。通过对正义思想史的考察，正义的一般含义是“应得”，即等利（害）交换。犯罪处置中的报应是正义的体现。刑事和解中始终存在着刑罚威胁，同时并不绝对排除刑罚适用，其过程也体现着对犯罪的否定评价，这些都是其报应性的合适解说。刑事和解是犯罪处置的一种方式，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着正义。　　作为正义的基本内涵，自由问题的核心是权利，包括被害人权利保护和犯罪人权利保障，这两个具体问题在自由问题的框架内分别得到讨论。　　刑事和解的首要目标在于被害人利益保护。对此的价值论证，目前多以批判和颠覆传统犯罪本质观为起点，以被害人和犯罪人自愿协商处理为主张。这种解释路径的实质是消解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忽略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在刑事和解中的存在。与此不同，本论文以个人利益的保护模式作为分析起点，提出对于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传统上形成了私力救济、民事救济、刑事救济三种基本模式，并分别以特定的处理方式作为模式划分的要素。这种救济模式格局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国家的因素在其中至关重要，而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情况也影响着三种模式的作用范围。对个人利益的刑事救济，即把侵害个人利益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是通过保护权利而不是保护现实利益的方式实现的，是通过公共利益的面目呈现的，是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惩罚达到的。这其中存在着被害人现实利益与权利的分离，存在着被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其结果主要是牺牲具体被害人的现实利益。在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下，有必要加强被害人现实利益的保护。对此，刑事和解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现实利益补偿由双方通过合意完成，特别是合意的活动，具有更好的被害恢复效果;国家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基于合意的情况，对案件作出处理，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刑事和解通过国家意志与个人合意的结合，既坚持被害人利益保护的传统模式，又克服传统刑事制度的不足;既实现了被害恢复，又坚持了公共利益保护。　　被告人权利保障问题是自由价值视角中的另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对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一个回答。通过对罪刑法定主义渊源和变化的考察，我们强调其核心意义在于保障人权，限制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在于“不定罪”和“不处罚”。刑事和解对犯罪人采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的处理，其实际结果体现了对犯罪人自由的尊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与此相关，我们提出，非犯罪化应当通过立法解决，刑事和解中不存在所谓非犯罪化的问题。刑事和解是犯罪处置的特殊方式，以犯罪存在为前提。如果从事实和证据上不能认定成立犯罪，那么就应当作无罪处理，这是无条件的，也就不应发生刑事和解问题;有关赔偿问题应直接按照民事侵权行为处理。　　平等是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一。刑事和解的平等价值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且反对意见较为集中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为刑事和解会造成有钱人“以钱买刑”的不平等，此外还认为在适用范围上的限定也显现出不平等对待。我们提出，刑事和解的平等价值，首先体现在人人平等上，它的适用范围是完全排除特权因素的。其次，就刑事和解的本质、特点和价值目标而言，它是以追求刑法适用的实质平等为旨归的。实质平等以差别对待为核心，但差别对待本身并非就是实质平等，关键要看导致差别的原因。刑事和解中对犯罪人的轻缓处理，根据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个差别原因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刑事和解中的差别对待，体现的是实质平等的要求，具有正义性。　　论文的最后，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角度、刑事和解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角度，对论文内容作出体系性的综合。同时，依据价值结论，提出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原则观点。一是要紧紧要围绕刑事和解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其中要注重刑事和解活动内容的设计安排;注重和解效果的实质考察;注重对和解努力的认可。二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兼顾当前与长远;兼顾适用对象与处理方法;兼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三是要注重犯罪人权利保障，其中强调疑罪不宜适用刑事和解;公安机关不宜就公诉案件开展刑事和解。四是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强调要加强社会和解组织建设;重视国家力量的监督控制;积极发挥和解参与人员的作用。其中特别提出社会和解机构要弱化权威色彩、强化中立立场、贴近社会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