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刘家和先生是现今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以通古今、贯中西和跨学科著名。本文试图探析先生为什么要走学问之路;为什么选择历史学，在史学领域又为什么选择中国史、世界史和古代史，为什么选择史学理论，为什么选择回应世界性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为什么选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选择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古今互鉴的研究方法，选择比较研究方法;先生作为学者的胸襟以及对学问价值与本质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先生“学术报国”的治学思想，以及关爱民族、人类和自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学人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刘家和;史学研究;学术思想;人文精神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3.001
　　在我来北京求学至今的38年时光中，有35年是在刘家和先生的指导和教育下度过的，这已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本来作为学生是没有资格，更不敢对老师妄加评论的，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更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领悟的，但《古代文明》杂志编辑部组织向刘家和先生致敬的文章，我也在受邀作者之列。惶恐与挣扎之间，还是决定写下点滴文字，以不负编辑部之邀，也借机表达自己深埋在心中的对先生的敬意。我试从先生为什么做学问的理想信念出发，进入其围绕学术志向所做的方向和方法之选择，最后落脚于先生作为学者对其所钟爱的学术和教育事业的胸怀境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Why：方针——为什么要做学问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就曾以实际行动，传播现代先进思想，以知识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在抗战后期撰写《通鉴胡注表微》，践行学术报国之道。曾经从学于陈垣老校长的刘家和先生也是这样的学者。
　　1，学术报国思想的形成
　　先生曾经感慨：“我是个无用之人，只会迂腐地研究点儿学问……我从小就有一颗爱国之心，一腔报国之志，可是我的性格使得我不善于从政，我不能误事又误己。”这显然是先生的谦虚之辞，表达的是先生用学问报效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先生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国难时期，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他虽年少，心中还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正如先生自己在书中所说：“在上大学以前，尤其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我为了不忘中华文化，提高古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多年都是经、史、子书并读的。对于先秦诸子虽然未能读全，而且也未能深入，可是我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又因为在沦陷区里的正式中学里都必须学日文，而我对此十分厌恶，所以大多数时间多在私办的补习馆里学中国古文、数学和英文三门课。”先生通晓多门外语，但我却从来未听他说过学日语或读日语书的哪怕只言片语。这只是先生从小就有爱国之志的一个侧面。先生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成年以后未曾跨步涉政，但他的学海生涯却从未离开过“政”，心中始终装着国家与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
　　先生不仅在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方面，受到陈垣老很大的影响，在学术理想和抱负方面，也同样受到了老校长“学术报国”思想的熏陶。先生曾亲口对我讲过，他对目录学、文字学和训诂学等对历史学研究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与陈垣老校长密不可分。目录学是识书、懂书和读书的敲门砖，识书、懂书和读书是“老实人”做学问的唯一途径。陈垣老校长亲自手抄《四库全书》总目录和子目录，先生也效仿陈老校长，抄写书目。先生曾与师母金老师一道去国子监图书馆抄录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目录，该书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还抄录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该丛书总计1430卷。先生说，他研究《大藏经》，研究佛教，研究印度佛教，都深受陈垣老校长的影响和启发。陈老校长所倡导的“竭泽而渔”治学方法，先生也是始终不忘，将之作为治学的一门功夫、一种态度和学风。以研究印度佛教为例，先生不仅熟悉印度佛教发展的历史、主要学说、主要文献材料，还熟悉印度佛教的分布状况，把史、书、说与现实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真的学问、通的学问，也有远超出学问之外的境界。
　　2，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枷锁
　　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起源于西方，这是事实，西方人也因此具有了文明优越感甚至种族优越感。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阐释充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西方中心论”成为各个学科的普遍底色。打破“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学人应有的文化自觉。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自然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不无担心地说：“让我们以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而且只诞生于欧洲这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为荣，但不要藉此而要求一种永久的专利。”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学术底色在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正在形成中，这凝聚着一代代学人的汗水和心血。刘家和先生以其专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报国”的理想信念，在史学领域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耕耘与付出，成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世界观、价值观与历史观是学科建设的灵魂，而教材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则是学科灵魂建设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方和苏联的世界古代史书籍和教材中，或者根本没有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内容，或者只是象征性地一带而过。而且，东方各国还被戴上了“奴隶制不发达”、“土地私有制不发达”、“东方专制主义”3顶帽子。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表现出来的就是“东方落后而西方先进，东方野蛮而西方民主，自古而然，其将万劫不复！”因此，先生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设想以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做比较研究，这样来试探思考中国人如何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认识古代世界并在将来撰写富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
　　在世界上古史领域，3部教材的编写出版彻底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枷锁。在这3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刘家和先生都是绝对的主导者。第一部是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这是一部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当作教材使用的研究性著作。先生曾经回忆：“林志纯先生原来是在世界古代史学界引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苏联的先导，可是他对苏联教材里的西方中心思想也早有疑议……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早期的学生，从‘文革’后期就找我们一同商讨撰写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上古史。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这部著作填补了中国世界上古史教材的空白，也成为学科建设的第一块基石，但将它作为教材使用只是权宜之计，编写真正的大学教材仍然迫在眉睫。因此，“文革”刚一结束，北师大和东北师大等高校的教师就开始筹划合作编写世界上古和中古史教材。先生回忆：“分工是上古卷由我主持，中古卷由朱寰先生主持。林先生曾参与过上古史部分的大纲讨论，并发表了指导性的建议……此书沿袭了林先生的城邦——帝国说，而且在章节安排上也是分地区叙述的。不过，我在此书正文之末写了一篇余论。其中分为：（1）‘上古诸文明的发展和联系’，这是为了贯通诸文明之间的横向關系，并在其中也提到了中国;（2）‘上古世界史上的中国’，这是为了说明中国在世界上古史上的特色与重要作用。附录的‘大事年表’中也以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古文明同时并列，以便读者比较。”第三部教材，是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决定由吴于廑、齐世荣两位先生作为总主编编写一套6卷本的《世界史》。其中开篇的第一册就是上古史册，指定由刘家和和王敦书两位先生担任主编。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第一次开会时，王先生正在国外访问讲学，所以由我提交了一份上古史册的编写大纲草稿，此稿得到了吴先生的首肯，并在会上原则上通过。”如何在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中，让中国史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并落实吴于廑先生的一个指导思想，即“写出由分散走向一体的世界史”，“世界史中不可无中国史”，成为了先生破除“西方中心论”魔咒的主要手段。先生刚好利用了他所擅长的中国史研究，将其洞见与成果运用于世界古代史教材的编写中，换做其他对中国史不甚熟悉的世界上古史学者，这个任务还真难完成。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的办法是，将上古史大体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来叙述，每个阶段并列叙述诸文明之历史，而每一阶段之末，都撰写一节中外历史的比较论述，既为供读者思考，也希望有助于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特点。” 　　3，新时代“文化软实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溯源
　　学术报国的理想必然要求紧跟时代脉搏，与时俱进地探究时代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战略的大背景下，先生就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如何以史学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并力求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时候，资本帝国早已取代传统的殖民帝国，文化伴随资本行走世界，促生了文化帝国。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也顺理成章地被发明出来。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的大家，却对世界近现代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地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中国古文化和古文献中去追寻破解现当代社会问题的学术渊源。例如，先生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形成发展的两点思考》一文。这篇文章从探寻中国历史上软实力思想的源远流长出发，分析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原因，即统一的多民族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进而揭示了近代中國衰落的教训，指出鸦片战争之败，“不仅败在硬实力上，而且也败在软实力上。此后百年，中国在软实力、硬实力两方面都处于弱势，受尽列强欺凌，灾难深重，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先生根据古文献和具体历史事实所做的论述，揭示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文化软实力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其一，以德治国，民心是最大的软实力之一。在《尚书·周书》和《诗经》里都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记载。所谓的“殷鉴”指的就是商王成汤趁夏朝暴君夏桀王昏庸无道之际，一举消灭夏朝而建立商朝，但商纣王并没有继承祖先的好榜样，相反自恃“有命在天”，而“君臣沉湎于酒，残民以逞”，最后被实行德政的周朝取而代之。其二，及时反思自省、总结得失，是最大的软实力之一。《荀子》中记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认真反省隋末农民大起义所造成的结果——隋没唐兴。先生对此有一段深刻的总结：“中国历史传统悠久，传统中自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周、汉、唐三个王朝经过反省，能够把历史传统的积极方面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以后，经历了五代、宋、元、明、清，其间还有少数民族君主统治时期，但中华文明传统、中国一统的大局面始终未变。如果没有周、汉、唐三朝的大反省，那么这一切大概都是难以想象的。”其三，包容是最大的软实力之一。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度，例如黄帝时便有蚩尤，尧舜时有三苗，春秋时又有华夏与蛮夷戎狄之分，但在地域上却是多民族共处，因此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到清朝一统中国，这时的中国各族已成一家，无复此疆彼界”。中国众多民族能够融合，并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关键在于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富有包容精神，所以不同民族容易融合。即使对于外来的宗教，中国也不决然排斥。例如佛教、伊斯兰教，都能在中国生存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从而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四，虚心学习、吐故纳新，是最大的软实力之一。先生分析了清朝中断了明末徐光启等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乾隆帝更是拒绝了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访时提出的通商要求等，自我与先进的世界隔绝，从而文化软实力下降，其结果是不出半个世纪，中国便有鸦片战争之败。这是从反思的角度证明，虚心学习、吐故纳新是最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之一。文章最后，先生点出了撰写该文的初衷：“现在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中，软、硬实力皆非昔日所能比拟。不过现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亟需居安思危，努力前进。要对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有自信心，我们要批判继承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要注意跨文化交流。我们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向外学习其所长，但不是盲目地去跟谁走;我们要在交流中自我革新、创新，是为了对人类的总体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目前，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棘手问题，看来并非单靠硬实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之所在，就是互相难以包容。但愿中国传统的‘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能够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那么中国文化就能对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寥寥数语，直抒胸臆，赤子丹心，意味深长。
　　先生能有这样高度的学术敏感，与他心中始终装着的责任与使命分不开。为了这个神圣的责任与使命，先生治学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他对于中国倡导的最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认同，并从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探寻其根源。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先生极为关注。他在春节之前疫情局限于武汉之时就专门给我打电话，一是让我高度重视，注意防护，二是告知今年取消聚餐拜年活动，“咱们通电话就算拜年了”。随着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而疫情却在西方国家扩散，先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专门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中国能够控制疫情，而西方国家很难控制疫情？不等我回答，先生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西方是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家或大财团的经济利益为中心，我们是“救人”，他们要“救市”。但是，大家要相互理解，制度和道路是各国的历史选择，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要统一思想和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人类不能忘本，这个本就是人类乘坐在同一条船上，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渡难关。一个国家抗疫成功不等于抗疫成功，各国必须统一部署，联合行动，求同存异，在抗疫大局上达成共识。92岁高龄的先生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给我和蒋重跃师兄打电话，鼓励我们写这方面的文章，并且说：“这是决定人类命运、改变历史格局的大事情，在这样的大变局面前，我们学历史的人必须进行思考，不能置身度外，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是活的历史。”先生还开玩笑地说：“我可以成为你们的资料员。”
　　古人喜说“文人志士”，“士”指读书或做学问之人，然而，并非凡读书做学问之人都能称为“士”，只有有“志”并为之奋斗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士”。也不是所有有学问之人都具有人文精神，只有将自己的知识和学识与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之人，才配得上说具有人文精神。对宇宙自然的深刻关爱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学者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宋代大儒张载则为学人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尽人皆知的“横渠四句”，掷地有声，居高声远，明理励志，激励后学。 　　3，重视理论研究，熔铸学问之魂
　　关于先生治学的理论追求，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这里就不赘述。我只想说，先生的理论研究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放在第一位的。在谈到史学如何能够做到经世致用时，先生自然地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放在了第一位。如今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史学领域先行一步，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另外我还想强调，对于先生而言，理论研究不是其治学的方法，而是其钻研的学问本身。
　　先生把理论研究作为自己治学的一大方向，也与其学术报国的理想密切相关。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最终指导实践，能够指导实践的学问才能上升为人类的智慧，而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面对杂乱无章的具体事实，是理论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可以理解的知识和知识体系，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具体事实，不同的理论把它们串联起来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理论就难有所谓的科学知识。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得更直接，他说：“人头脑中对世界形成的印象并不是世界在‘人脑外’的本来面目。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观念是世界给人的表象，是根据人的思维构造力的种种法则形成的。”所以在先生的治史经历中，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史学的求真与求善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周期性问题和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问题等，都是其首先和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都属于“道”的层面的理论，还有许许多多属于具体事物“理”的层面的理论，例如比较史学是否可能、什么是世界历史和史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等，也都是先生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因为，不解决“道”与“理”这两类重大的理论问题，具体的史实研究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研究的成果无论是在可信度还是在指导性方面，都会有重大缺陷。先生重视理论研究，把理论研究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还与其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关，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本体与他者的比较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
　　理论和科学一样，既有其独到的专攻之力，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之处。霍金关于科学理论的意义，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他说：“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部分的模型，以及一族把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做的观测相联系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不再具有任何其他（不管在任何意义上）的实在性。”人类根据自己的法则构建着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图景，并不断地增加或调整规则，丰富或调整认识的轨迹。宇宙的无限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使得人类只能构建一个个有限的模型，编织一个个有限的科学神话。人类正是在自己不断编织的一个个科学神话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存在的依据和存在的方式。因此，一名好的学问家，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理论。

三、How：方法——怎样做学问

　　志向决定方向，方向决定方法。方法虽处末端，却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方法不单纯是工具，还决定知识或科学本身。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最有价值的洞见最迟被发现：而最有价值的洞见乃是方法。”方法不仅决定结果，还决定高度。先生的学术志向和治学方向决定了其方法不能仅靠辨“小理”，同时还必须悟“大道”;辨“小理”与悟“大道”的结合反过来又决定着学术成就的高度和志向实现的程度。方法既是工具也是本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掌握了方法就掌握了门道。对于学者和学问而言，掌握了道，就打通了理想和志向之路。
　　1，文史哲三位一體，数逻经诸类旁通
　　每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独特的科学方法，都有其独到之处，也因此都伴随着局限。一种方法只能培养专家，有时还是固执己见、以偏概全的专家。朱熹说：“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辨。圣人则中正和平，无所偏倚。”跨多种学科，掌握多种方法才能造就通才，通才成就天才——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在其4卷本著作《德国天才》中，把温克尔曼、赫尔德和康德等称为天才，他们都是至少跨3个以上学科的通才。先生治学过程中所追求的便是通古今、贯中西和跨学科。
　　先生首先进入的学术领域姑且用国学来指称，他对西学或现代科学同样具有浓烈的兴趣。先生自述：
　　学英文时读过《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轶事》，发现西方人所关注的知识内容与我们中国文化颇有不同，觉得有新鲜感。关于数学，我对数字缺乏敏感，学算术时计算常出错;学代数，开始有了一些感觉，觉得有兴趣;到学平面几何时，精神上颇有触电之感，原来还有一种与我所学的中国传统之学大异其趣的学术路数。因此，到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修过微积分、逻辑学、哲学概论。由此我对逻辑学、西方哲学形成了历久不衰兴趣，对黑格尔的兴趣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可惜的是，迄今我只能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逻辑和哲学始终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关于先生如何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精妙地破解重大历史难题，探究到常人难以探得的奇妙世界，诸位先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多言，只补充说明一点。先生所习之文史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3门学科，而是古今中外、四通八达的文史哲。历史是研究本身，自不必说，先生所识之“文”既包含文字学、语言学，也包括语法学;既包括古代文字，也包括现代语言;既包括中国语言文字，也包括外国语言文字。例如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外国古代文字，英语、德语和俄语等外国现代语言，中国古文字学即小学，以及中国现代语言的诗词歌赋等。至于哲学，先生既习外国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亦习近现代的康德和黑格尔等，既习中国古代的经学，（在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经学大体相当于古希腊的哲学），也始终不忘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语录”不仅能够脱口而出，而且能够指明出处，简直就是活字典。
　　除了文史哲的“本体”外，先生对数学、逻辑学和经济学等方面也可谓是触类旁通，这些方面的兴趣大大地有利于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志向。前文提到先生曾觉平面几何让他在“精神上颇有触电之感”，我还听他谈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把他带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世界。先生看重的与其说是数学，不如说是数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听先生讲，他有一些数学家朋友，他经常向这些朋友请教或一起探讨数学问题，以获得启发和灵感。 　　先生对逻辑学也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我与先生每次见面，逻辑几乎是“逃不掉”的“课程”。先生还跟我讲他如何跟牟宗三先生学逻辑，并推荐他讲逻辑学用的书《理则学》让我看，黑格尔等人的逻辑学就更是先生深入研究的对象了，逻辑学已经成为先生离不开的历史分析的独到方法。逻辑学是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的法门，因为没有逻辑就没有分析，没有分析就不能深入事物内部，探究其实质，也无法探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就无法穷其理、得其道。事实本身并不直接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其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必须通过分析、判断和归纳等方法才能得到认识。在先生看来，逻辑是最能提高效率的分析方法。关于先生对逻辑分析方法的妙用，我们不妨举一例予以说明。关于概念与定义，先生阐释说：“按照逻辑的规则，如果你想给一个概念下定义，那么你就要把这个概念放进它所属的上一级概念之中，并指出它与同属这一概念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被定义概念=属概念 种差。‘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动物 能造工具。‘人’属于‘动物’这个大概念（属概念），而其不同于其他动物处即在能造工具。给‘人’下定义，就必须说明‘人’是什么：一是‘動物’之属，二是‘能造工具’之种。”
　　逻辑学也是先生探究中西文化差异的路径。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理性的差异，而中西理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方面。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先生在探寻中西方理性进而及至文化差异的同时，还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异中之同”。先生在不断的探索中发现：“历史进程本身虽然是一条‘日新又新’的长江大河，时时在变，可是不断变化之流，却是永恒的。所以其变中有常，常中有变。至于经学，经有二义：其一，经，作为名词，常道也;其二，作为动词，即为经世致用之经，例如《庄子·齐物论》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作为常道又如何能够致用于不断变化中的‘世’呢？这就必须把‘世’放在既变又常的历史里来考察。所以，经学要致用就离不开史学。就像西方哲学要从永恒中把握真理，那就离不开几何学与逻辑学一样。”在这里，先生不仅把学科打通了，而且把中西打通了，把古今打通了，在差异不通中把它们都打通了。
　　先生懂得经济学，这件事较少有人知道。他愿意跟我谈论经济学，是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他有意要为我补补经济学这门课。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到斯蒂格利茨等当代诺奖得主，一个个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他烂熟于胸，信手拈来。他最佩服的是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通过《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著作，熟悉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与积聚的生产方式，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和法则，在史学研究中很好地运用社会与经济分析方法。他平时最关注的就是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据先生自己讲，1987年他在美国访学期间正赶上10月7日道琼斯股票指数暴跌的黑色星期五，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图书馆，无论是搞经济的还是不搞经济的，美国教授们都愁眉苦脸地谈论着此事。这件事对先生的触动很大，让他切身地感受到学者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让他更自觉地关注经济和研究经济学，经济学本身就是经世济民，这与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先生的治学方法可谓文史哲三位一体，数逻经诸类旁通，中西学并举，传统学问与现代科学并重;他游走在学科之间，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先生在各学科内部建立起既变化莫测又条分缕析的秩序，又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四通八达的无限思维世界。他探究文史哲和数逻经等具体学科的“小理”，再把它们贯通起来，形成综万物之理的大道。由“小理”抽绎“大道”，由“大道”更明察“小理”，从而达到求真与致用之目的。关于先生治学之通达，赵轶峰教授的评价非常中肯：“中国史学界专家云集，通家罕见。果能中西学术皆入堂奥，各为精深而融会别裁，成一家之言者，家和先生为其健者。”
　　2，见微知著，由古知今
　　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秩序，而任何事物又都处于与外部事物的联系中，事物之间外部的联系构成了它们相互依存和共同生存的场;这个场又依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分为若干层次。大体可分为同类事物和不同类事物，两者的内部又可以大体分为高关联度事物和低关联度事物，以此类推还可以继续细分。探究事物的本质，离不开探究其内在结构和秩序，亦即微观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探究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亦即宏观研究，当然还可以继续分出中观研究等。微观研究探究事物内部的结构和秩序，以穷其“小理”;宏观研究归纳事物的外部联系，以抽绎“大道”，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无“小理”则无“大道”;无“大道”亦无“小理”。无理之道则为空道，无道之理则为盲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颇有深意地指出：“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地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认识你所见的部分。”从微观研究出发，可以统出宏观之势;从宏观出发，又可以指导和察验微观之果，两者互为所用，相得益彰。先生在这方面，也堪称当今学界典范。例如，先生的小学和考据之功便可以被看作是微观研究之利器，而通史和理论之识则可以看作是宏观研究之法宝。先生之微观、宏观研究并驾齐驱、相得益彰、成就斐然。对于先生具体学术成就的研究已经很多了，限于篇幅和本文之要旨，恕不赘述。
　　从由微观到宏观和由理及道的角度来考察先生的研究方法，就不能忽略其另一重要方法即“由今寻古、由古知今”。这同样是与先生经世致用的治史目的和学术报国的治学理想密不可分的。在谈到史学的经世致用时，先生指出：“史学作为学术，是以今人研究过去，其进行的方向是回溯的;而经世致用，究其本质，则是今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目的本身是要在未来实现的东西），从而其进行的方向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由今寻古是史学研究的固有特征，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若要通古，就必须博今。对此，黑格尔说：“历史反正必须与现实打交道。”这是一个方面，即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今寻古还具有可能性。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缺陷，就是研究者通常不在场，不在“事发现场”，历史研究正如先生所说，“是以今人研究过去”，但恰恰是今人所处的社会和环境及其所接触的事物，可以成为“在场”的参照，就是以今天的场去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场，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所有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寻到其渊源，所追寻到的渊源即是过去的事物;另一方面因为人类的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现今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古代的社会现象和生活方式，它们就成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由今寻古的活的样板和材料。 　　1，存在即意义
　　作为一名学者，学问存在的意义，就是自我存在的意义;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自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学问存在的意义。就我对先生的了解和自身的体会而言，先生治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探索与创新，构成了他学者角色的本色。先生不断地强调，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所在，“是学术能否真正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
　　先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源于其对科学的深刻理解，以及所奉行的严谨的科学态度。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它预期人们一定迟早会发现必须对它的目前的理论作出修正，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圆满的、最终的论证的方法。”人类所谓的科学研究和探索，在很多领域是永远都不會有终极答案或结果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但人类永远也不能停止探索的脚步。这是在追寻人类自身，其意义已不在于或已超越了答案。探索和追求是人类存在的理由，也是人类存在的标志。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成就不仅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有影响的创新成果上，还体现在其理论阐发上。先生在《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一文中，运用文字考古、历史考古和学术考古等方法，有层次地阐发了其深刻的学术创新思想。
　　其一，创新是人类的天赋，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动物界，一切按本能行事，无所谓错误，也无所谓创新。蜜蜂靠本能永远能把每个蜂巢做成准确的六边形。而人类刚刚离开动物界时为自己所做的窝棚，与准确的蜂巢相比简直是犯了大错。但是那毕竟是突破本能的破天荒的创新。这样，每一次的创新中都解决了或改正了以前的一些问题或错误，但不可避免地在更高的程度上出现新的问题或犯了新的错误。须要说明的是，这种创新中的错误，决非仅仅是消极的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积极的必不可少的事。”“如果没有更高一级的问题或错误，那么新的突破又将从何处着手呢？”“人类要创新或在文化上要突破，首先就要有问题或突破的对象;只有不断地提出更高级的问题或发生更高级的错误，人类才能不断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新是人类进化的阶梯，不断创新是人类不断进化的阶梯，进化无止境，创新就无止境。
　　其二，创新是人类社会活动或历史、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进程，创新的过程也是传承的过程，创新与传承是一对辩证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在历史上，一个文明传承的过程，就是其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其传承的过程。没有创新，传承的延续就失去了可能的条件;没有传承，创新的产生就失去了必要的根据。所以传承与创新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一事之两面。”“传承的本质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本质在于传承。”在人们的一般观念里，传承与创新是一对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先生也有所关照：“传承（或传统）与创新，在直观的层面上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因为前者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旧的，而后者则是现在刚刚创造的、新的。中国有一些历史悠久的成语，如‘除旧布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等等，所说都是新陈二者之问的对峙（横向的）与代谢（纵向的）现象。新的代替旧的而产生，新的又转化为旧的而被更新的所代替，这种不断反复出现的现象，也正是人们直接感知到的历史。”可以说，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新与旧的混合物，传承与创新是一回事，传承不意味着把旧的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创新也不意味着把旧的全部打翻在地、推倒重来。历史或文化的发展，从其正面来说，无疑是一种传承和积累的过程，而从其反面来说又是一种否定或扬弃的过程。
　　其三，学术创新是文化沿革、文明演进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创新是学者应有的责任与使命。“如果说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的运动过程，那么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一部分的学术的发展进程同样如此。一切有存在价值的学术都必须在传承之流中不断地创新，也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这门学术的传承得以延续。”至于历史学，传承与创新不仅符合其自身的学科特点，也是学科的生命之所在。“史学研究既离不开创新，又不能背离传承，这样就形成了其内在的张力。如果具体地说，这种张力可以说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谈研究目的方面。我们研究史学，虽然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历史或传承，但是研究的目的却绝非为了服务古人（古人已经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成为服务的对象），而是为了服务于今人。历史传承之流总是会为每一个时代的今人准备好活动的舞台和道具，可是这种传承之流本身不可能自动地成为一个时代今人的活动的导演。承当这种导演作用的是基于传承而面向创新的一个时代的史学。这样的史学，既要为当代需要服务，以求达到求善的目的;又要有不因当代的需要而曲解过去历史，以求不失求真的标准。求善不能超越求真所能允许的极限，否则就会失去学科存在的可能性;求真不能超越求善所必有的范围，否则就会失去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在这里，史学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又与史学的客观性（求真）与功能性（求善）关系相遇在了一起。史学家的责任与使命也就自然地上升为学术和学科的要求，传承与创新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和使命，追求求真与求善的和谐的辩证统一，也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其四，任何学术创新都只是一种过程，只是一种过渡，具有历史性。一代有一代的学问，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学术实现了突破，同时也留下了新的更高的问题，留待将来去突破。史学家的创新贡献不仅体现在“成就”方面，还体现在“错误”方面。“真正的史学创新，必须有其历史的意义或地位，即突破前人所达到的极限，回答了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问题，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承先以启后，这可以说是第一种贡献;再则，真正的史学创新，又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历史的局限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但未解决若干艰难而有价值的问题，甚至犯了深刻而具有重大学术启发性的错误，以供后人批判或否定，并从而在此基础上做出更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这也可以说是第二种贡献。这也就是说，真正的史学创新要具有也会具有第一种贡献，同时也要有并且会有第二种贡献。”
　　至此，先生关于学术创新和史学创新的论述，就不仅停留在科学本质、学术原则和史学特征等层面，而进入到了哲学与思辨的辩证逻辑思维中了。尤其是对史学创新的“第二种贡献”的肯定，不仅是体现了对自身学术创新自觉性的阐释，更是对学界及后辈创新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