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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以来,互文性理论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方法。本文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批评的意义,并以互文性为参数,对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比较,指出译者的任务是将原文中的互文关系尽可能充分地转换到译文中去,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过程中能够识别作者精心雕琢的互文标记,跨越互文空间与先文本展开对话,体会主体文本被赋予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翻译批评艾略特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覆盖面十分广阔。互文性理论作为后现代文本理论,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也为文学翻译批评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阈。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对文学翻译中文本的转换、继承和改动以及文本(原文和译文,不同的译文,转译、复译和重译)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文本阐释。从互文性角度探讨翻译问题,无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化的理论空间。
二互文性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分析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并指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系统中”。索莱尔斯后来又对互文性做出了新的定义:“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都是对已有文本的记忆和延伸,正如热奈特所说:“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其他作品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作品都是超文本的”。但是互文决不是对他文本的简单拼贴和复制,而是通过对他文本的移植和再生,赋予其新的文学意义。引用、暗指、参考、仿作、戏拟、剽窃都属于互文性手法。
三翻译批评的互文性研究方法
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互文性是形成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它通过与其他视角的结合得出自身的意义并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互文性既是一个广义的理论,也是一种方法。”由于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因此在翻译批评中借鉴互文性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施展空间,为从宏观上把握语言、文化和翻译互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冯友兰是第一个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探讨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家。冯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他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这里冯先生所说的暗示实际上就是互文的一种,虽然好的译文也能体现原文中的暗示,但是将原文中的全部暗示都阐释出来是不可能的。比如汉字的偏旁部首所带有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英语中人名所暗含的意义是很难译出的。这一点笔者将在第四部分提到。
既然原文中的暗示很容易在翻译中流失,那么如何弥补呢?冯先生提出要把一部著作的多种译本结合起来才能把原作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王宏印教授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指出翻译文本中的三层互文性关系,即共时性互文关系、历时性互文关系和转换性互文关系。共时性互文关系指原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翻译互文关系,译文是从原文衍生出来的,与原文既构成母子关系又构成平行关系。历时性互文关系指原文本文化语言系统内部的互文关系及相应的译文本在其文化和语言中潜在的可以依赖的语言文化资源及操作机制。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文学作品内部的互文信息,即“文内互文”。转换性互文关系指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原文本中的互文向译文本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原文本与译文本两个客体之间的互文转换关系,也包括复译本、重译本与原文本、前译本之间的关系,即文本间性的问题。这一层互文关系综合了前面两层互文关系,具有交错转换的性质。本文主要讨论后两层互文关系。
四《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两个中译本比较
理论上,译文应当再现原文中的一切互文关系,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是不可能完全体现在译文中的。为了弥合译文和原文在文化和文学传统上的鸿沟,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当无法在译文中体现互文时,可以采取文本外加注的方式来说明其中的互文关系。“原文和译文均具有各自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互文继承和借用关系。译文之前已经产生的其他相关译文关系和原文的互文相比,总是不足的,不完全的,因此,译文中的互文,总有一些要译者自己翻译出来,镶嵌进去”。下面以艾略特(T.S.Eliot)的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以下简称《情歌》)查良铮和汤永宽的译文为例,探讨一下诗中互文在译文中的转换问题。
《情歌》中有多处互文。首先“Prufrock”这一人名可以让人联想到是由prude 和frock合成的。“Prude”是“过分拘谨的人”、“装作正经的人”的意思;“frock”是“外衣”的意思,所以“prufrock”这个名字就暗含此人是一个过分拘谨的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艾略特将主人公命名为Prufrock的良苦用心。但是一旦将其音译为普鲁弗洛克,这一含义就无法读出了。因此可以采用加注或标出其英文名的方式进行弥补,可惜查译和汤译中都没有对其注释。
卷首引语也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手法:将引用的句子粘贴在文本的开篇,引出主体文本或对其进行戏拟。艾略特在《情歌》的开篇引用的意大利语摘自但丁《神曲·地狱》第27章第61至66行,圭多·蒙泰菲尔特罗对但丁说的一段话:
“假如我认为,我是回答
一个能转回阳世间的人,
那么这火焰就不会再摇闪。
但既然,如我听到的果真,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深渊,
我回答你就不必害怕留言。
(查良铮译)
如果我认为我是在回答
一个可能回到世间去的人的问题,
那么这火焰就将停止闪烁,
人说从未有谁能活着离开这里,
如果我听到的这话不假,
那我就不怕遗臭万年来回答你。
(汤永宽译)”
《情歌》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引文的戏拟。圭多对但丁说的话将永远封存在地狱里,暗示Prufrock的“情歌”也将永远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在异性面前吟咏。因此暗合了诗人戏剧独白的写作手法。此外,诗人也暗示Prufrock 所生活的世界同地狱一样死气沉沉。从查译中的“转回阳世间”,读者可以判断出“深渊”指的是地狱,而汤永宽的译文中的“这里”所指并不明确。另外,原文中的引文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而在译文中表达这一互文时,原则上又必须用中文来表达。所以,翻译其互文性的难度便加大了。王宏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可以采取文本外的注释和说明的方式,也可以把其他外文语段镶嵌在译文之中。查良铮在译者附记中摘译了恒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华伦合著的《了解诗歌》中关于《情歌》的阐释,其中提及的有关这段卷首引文的含义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诗中的互文。但汤有宽的译文没有对其进行阐释。
诗中的另一处互文是:
“There will be time to murder and creat,
And time for all the works and days of hands
That lift and drop a question on your plate; ”
诗中反复出现的“there will be time” 是套用《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的语句: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heaven: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plant and a time to uproot,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Prufrock 认为总会有时间提出他的“重大问题(overwhelmingquestion)”,所以他总是犹豫不决,徘徊不定。
五结论
正像文本自身总是带有其他文本的痕迹一样,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总是掺杂着对其它文本的记忆。由于每个译者(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不尽相同,译文就会有出入。因而互文性的翻译要求译者具有广博的阅读经历作为互文本储备,同时又要善于识别翻译中的互文现象,挖掘原作的深层含义,尽可能充分地转化原文中所蕴含的互文关系,必要时采取注释、评析等手法作为译文的补充。互文性概念的提出,无疑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视角,为建立文本间的多重联系架设了沟通的桥梁,使文学翻译作品的张力更加丰富隽永。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 马洛·A·米勒:《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孙文龙、田德蓓:《冯友兰翻译思想述评》,《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5]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6] 徐晓东:《英文观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7] 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温彤,女,1980—,辽宁人,硕士,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翻译批评艾略特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覆盖面十分广阔。互文性理论作为后现代文本理论,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也为文学翻译批评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阈。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对文学翻译中文本的转换、继承和改动以及文本(原文和译文,不同的译文,转译、复译和重译)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文本阐释。从互文性角度探讨翻译问题,无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化的理论空间。
二互文性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在分析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并指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移至另一系统中”。索莱尔斯后来又对互文性做出了新的定义:“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都是对已有文本的记忆和延伸,正如热奈特所说:“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其他作品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作品都是超文本的”。但是互文决不是对他文本的简单拼贴和复制,而是通过对他文本的移植和再生,赋予其新的文学意义。引用、暗指、参考、仿作、戏拟、剽窃都属于互文性手法。
三翻译批评的互文性研究方法
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互文性是形成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它通过与其他视角的结合得出自身的意义并发挥文学批评的作用:互文性既是一个广义的理论,也是一种方法。”由于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因此在翻译批评中借鉴互文性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施展空间,为从宏观上把握语言、文化和翻译互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冯友兰是第一个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探讨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家。冯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他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这里冯先生所说的暗示实际上就是互文的一种,虽然好的译文也能体现原文中的暗示,但是将原文中的全部暗示都阐释出来是不可能的。比如汉字的偏旁部首所带有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英语中人名所暗含的意义是很难译出的。这一点笔者将在第四部分提到。
既然原文中的暗示很容易在翻译中流失,那么如何弥补呢?冯先生提出要把一部著作的多种译本结合起来才能把原作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王宏印教授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指出翻译文本中的三层互文性关系,即共时性互文关系、历时性互文关系和转换性互文关系。共时性互文关系指原文本和译文本之间的翻译互文关系,译文是从原文衍生出来的,与原文既构成母子关系又构成平行关系。历时性互文关系指原文本文化语言系统内部的互文关系及相应的译文本在其文化和语言中潜在的可以依赖的语言文化资源及操作机制。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文学作品内部的互文信息,即“文内互文”。转换性互文关系指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原文本中的互文向译文本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原文本与译文本两个客体之间的互文转换关系,也包括复译本、重译本与原文本、前译本之间的关系,即文本间性的问题。这一层互文关系综合了前面两层互文关系,具有交错转换的性质。本文主要讨论后两层互文关系。
四《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两个中译本比较
理论上,译文应当再现原文中的一切互文关系,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是不可能完全体现在译文中的。为了弥合译文和原文在文化和文学传统上的鸿沟,译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当无法在译文中体现互文时,可以采取文本外加注的方式来说明其中的互文关系。“原文和译文均具有各自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互文继承和借用关系。译文之前已经产生的其他相关译文关系和原文的互文相比,总是不足的,不完全的,因此,译文中的互文,总有一些要译者自己翻译出来,镶嵌进去”。下面以艾略特(T.S.Eliot)的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以下简称《情歌》)查良铮和汤永宽的译文为例,探讨一下诗中互文在译文中的转换问题。
《情歌》中有多处互文。首先“Prufrock”这一人名可以让人联想到是由prude 和frock合成的。“Prude”是“过分拘谨的人”、“装作正经的人”的意思;“frock”是“外衣”的意思,所以“prufrock”这个名字就暗含此人是一个过分拘谨的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艾略特将主人公命名为Prufrock的良苦用心。但是一旦将其音译为普鲁弗洛克,这一含义就无法读出了。因此可以采用加注或标出其英文名的方式进行弥补,可惜查译和汤译中都没有对其注释。
卷首引语也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手法:将引用的句子粘贴在文本的开篇,引出主体文本或对其进行戏拟。艾略特在《情歌》的开篇引用的意大利语摘自但丁《神曲·地狱》第27章第61至66行,圭多·蒙泰菲尔特罗对但丁说的一段话:
“假如我认为,我是回答
一个能转回阳世间的人,
那么这火焰就不会再摇闪。
但既然,如我听到的果真,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深渊,
我回答你就不必害怕留言。
(查良铮译)
如果我认为我是在回答
一个可能回到世间去的人的问题,
那么这火焰就将停止闪烁,
人说从未有谁能活着离开这里,
如果我听到的这话不假,
那我就不怕遗臭万年来回答你。
(汤永宽译)”
《情歌》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引文的戏拟。圭多对但丁说的话将永远封存在地狱里,暗示Prufrock的“情歌”也将永远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在异性面前吟咏。因此暗合了诗人戏剧独白的写作手法。此外,诗人也暗示Prufrock 所生活的世界同地狱一样死气沉沉。从查译中的“转回阳世间”,读者可以判断出“深渊”指的是地狱,而汤永宽的译文中的“这里”所指并不明确。另外,原文中的引文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而在译文中表达这一互文时,原则上又必须用中文来表达。所以,翻译其互文性的难度便加大了。王宏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可以采取文本外的注释和说明的方式,也可以把其他外文语段镶嵌在译文之中。查良铮在译者附记中摘译了恒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华伦合著的《了解诗歌》中关于《情歌》的阐释,其中提及的有关这段卷首引文的含义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诗中的互文。但汤有宽的译文没有对其进行阐释。
诗中的另一处互文是:
“There will be time to murder and creat,
And time for all the works and days of hands
That lift and drop a question on your plate; ”
诗中反复出现的“there will be time” 是套用《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的语句: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heaven: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plant and a time to uproot,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Prufrock 认为总会有时间提出他的“重大问题(overwhelmingquestion)”,所以他总是犹豫不决,徘徊不定。
五结论
正像文本自身总是带有其他文本的痕迹一样,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总是掺杂着对其它文本的记忆。由于每个译者(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不尽相同,译文就会有出入。因而互文性的翻译要求译者具有广博的阅读经历作为互文本储备,同时又要善于识别翻译中的互文现象,挖掘原作的深层含义,尽可能充分地转化原文中所蕴含的互文关系,必要时采取注释、评析等手法作为译文的补充。互文性概念的提出,无疑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视角,为建立文本间的多重联系架设了沟通的桥梁,使文学翻译作品的张力更加丰富隽永。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 马洛·A·米勒:《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名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孙文龙、田德蓓:《冯友兰翻译思想述评》,《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5]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6] 徐晓东:《英文观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7] 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温彤,女,1980—,辽宁人,硕士,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