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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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是实现耕地资源总量动态平衡的关键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措施,是推进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枢纽。本文以山西省高平市野川镇、寺庄镇、河西镇、神农镇、陈区镇的5个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进行效益综合评价研究,从经济、社会、生态、景观四方面入手,构建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组成的土地整治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实证评价。以期为农村土地整治效益评价的实践工作提供较为合理的定量评价标准,有助于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科学化和专业性。
  关键词:农村土地整治;效益评价;层次分析法;熵权法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6)04-0035-05
  一、引言
  据有关测算,我国耕地人口承载量的理论合理值为8亿,而2020年人口量最高峰预测将达到15亿左右,近两倍于耕地的承载合理值。因土壤“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造成耕地质量总体不高[1],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已成为限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而土地整治不仅是保障土地资源供给和切实保护耕地的有效措施和途径,而且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全面贯彻落实。“土地整治”这一术语概念是在《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2]的新一轮编制时统一的,多年来土地整治工作在全国不断实践和开展。当前,土地整治已成为坚守耕地红线、改善耕地质量、促进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聚力农民精准脱贫和持续增收、加强农村生态保护等重要的措施。具体来说,土地整治包括农田整治、开发宜耕后备土地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整理农村散乱、废弃、闲置和低效建设用地,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政策;改造旧城镇、旧厂矿等建设用地的布局优化与集约利用;自然灾害或人类活动损毁土地的复垦等。土地整治可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持土地的永续利用,它已成为推进“人地钱”挂钩政策的有力突破口。
  纵观土地整治的相关研究,对土地整治项目的效益综合评价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系统和实用的理论体系[3],缺乏定量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且多偏于主观。吕晓等通过层次分析法语言化赋值表,对土地整理的坡改梯项目进行了实证评价[4];杨俊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整治实施后效益,对景观效益的独立方面进行有益探索[5];李芳芳等采用主成分、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测算了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间的协调度[6];李冰清等[7]创新熵理论的AHP权重和S型函数的模糊综合评价法,指出了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能力较差、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短缺的短板。
  本文运用主客观方法建立经济、社会、生态、景观四个独立综合评价系统,力求对土地整治的效益评价成果建立一种效益事前预测模型,为土地整治工程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导依据,以此指导土地整治的项目规划顺利开展。其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完善土地整治的有关理论体系,为土地整治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方法和新参考;实践意义在于对土地整治项目综合效益进行定量化和标准化,为各级国土部门管理者提供项目实施可行性和效益高低对比的决策依据。
  二、项目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一)基本概况
  项目所在地高平市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地理坐标为北纬35°40′-36°0′,东经112°40′-113°10′[8]。在现辖9镇4乡3个街道办事处中,本文主要选取了野川镇东沟村、寺庄镇寺庄村、河西镇永宁寨村、神农镇小河西村和陈区镇王家村5个农村整治项目区。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报告、竣工报告;项目区面积、道路长度、平整区高差等来源于项目区比例尺为1:2000的利用现状图和竣工验收图的处理分析;以及参考2009-2013年《高平市统计年鉴》与《高平市农业统计报表》;其他方面的数据来源于《高平市“十二五”发展规划》、高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实地调查走访问卷统计等相关资料。
  三、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构建
  本文运用层次法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组合方法确定各个指标的具体权重,最后运用综合评价法求得综合效益的分值。目标层就是土地整治的综合效益(A),准则层分为经济效益(B1)、社会效益(B2)、生态效益(B3)和景观效益(B4)四个方面,它们既彼此区别,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影响[9]。
  四、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方法
  (一)指标数据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量纲的差异往往造成数值方面的巨大差距,不具有直接的对比性。因此,本文首先要对各指标的实际值进行数据的标准化。若指标数值与效益评价呈正相关,可通过公式(1)处理;若呈负相关,可通过公式(2)进行处理。
  (二)权重的综合确定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也简称AHP,该方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它是一种权重决策分析方法。运用AHP分析问题主要分为三步:首先,在构建层次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其次,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根,计算矩阵每一行的算数平均数;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从而计算出各层因子权重。
  2.熵权法
  由于AHP是一种主观确定评价的方法,受人为影响的因素较大,所以本文又采用了一种客观的确定权重法—熵权法,它是通过综合考虑各因素的信息量,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熵”是物理热力学中表示物质无序状态的概念,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所以指标的信息熵与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呈反比关系。建立判断矩阵,对统计数据标准化后可以计算各指标的信息值,从而确定指标熵值后,根据有关公式确定指标的权重。   3.确定综合权重
  AHP法综合考虑了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实地经验、决策者的意见和偏好,但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特点缺陷;熵权法充分反应原始数据的主要客观信息,但也存在理论结果与实践操作不相符的情况。综合以上2种方法的长短,加权平均确定计算综合权重。
  4.多指标综合计算模型
  在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法计算整个评价体系的综合分值,然后对得分的排序情况来进行不同土地整治项目的差异性评价。根据各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和原数据的标准化值的乘积,算出各个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效益评分。
  五、结果与分析
  (一)计算结果
  通过AHP法和熵权法进行土地整治指标权重的计算,得到综合权重如下,见表2。
  (二)结果分析
  从宏观角度看(表3),高平市5个乡镇土地整治项目效益评价综合得分为80.77,总体波动幅度为76-85,达到良好的实施效果。表明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不仅缓解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与耕地保护的统筹问题,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改善了人居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从地区差异来看,野川镇东沟村的土地整治项目效益最好(85.29),陈区镇王家村次之(82.38),寺庄镇寺庄村得分最少(76.36)。原因在于各个项目区社会经济基础、生态环境状况、地理区位和人文条件等各有差异,决定了土地整治项目的投资规模、社会收益、民众参与度和生态环境优化的效益得分高低。总之,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对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粮食安全;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和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
  1.经济效益评价
  从经济效益角度,野川镇东沟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好(表3),得分41.55,占总得分85.29的将近一半;陈区镇王家村得分最少,为10.71。原因在于土地整治项目规模和投资的大小,前者项目的亩均投资远大于后者。具体来看,静态投资收益率、耕地亩均单产增加量和新增耕地年纯收入对经济效益的贡献最大,与项目规模和投资呈正相关;新增耕地率所受影响较小,与实地的立地条件关系更密切。
  2.社会效益评价
  从社会效益来看,神农镇小河西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社会效益最好,得分33.53;河西镇永宁寨村得分最少,为8.97。原因在于土地整治对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对粮食产量的有效增加起了重要作用。实地来看,土地整治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等进行技术工程上的综合整治,大大改善了当地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人居生活环境,促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结合指标,农民最关心的是“农田的道路便利情况”和“粮食的有效增产状况”。
  3.生态效益评价
  从生态效益上分析,陈区镇王家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生态效益得分最高,为31.69;野川镇东沟村最低,为9.97。究其根源,农村地区土壤、水文、生物、地理条件等因素引起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承载能力不同。具体来看,水土流失治理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大,其不仅与林草覆盖率相关,也与土壤的种类(沙土和壤土),地形坡度等关系密切,土地流失治理率也与土地垦殖率相辅相成,大大提高农田的生态防护能力。因此,为了群众的长远福祉,留下天蓝地美、山清绿水的自然环境,必须防止水土流失,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4.景观效益评价
  由表3可得,河西镇永宁寨村土地整治项目的景观效益得分最高,为18.71;神农镇小河西村最低,为10.82。项目区的景观效益不仅要求结构和布局上的空间美,小到农田、防护林、草地、水域、道路等,大到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和生物;而且力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时间美,包括斑块、廊道和基质景色的组成要素(植物的种类、色彩等)、数量比例构成、形态变化布局的合理配置。所以,对协调项目的综合效益均衡和生态环境平衡,需要注重和加强对土地整治景观的设计和建设。
  六、结语
  项目实施后,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从经济效益来讲,可以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指标的“增减挂”,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社会效益来看,可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从生态效益来看,减轻水土流失程度,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立足景观效益,可为子孙预留最后一片田园风光和乡村旅游的净土和福祉。
  本文所构建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与前人的研究相比,创新主要体现在效益四个方面的选取和研究方法中权重的确定,不足之处体现在因数据获取难度造成指标数量的有限性,研究地域只局限于高平市5个乡镇(低丘陵区黄土地貌)的整治项目,给整个评价体系带来一定程度的失真,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期望在研究方法中加强对“3S”高新技术的运用,提高有关数据的精确性,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广泛考虑影响土地整治项目综合效益的各方面因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力求实现对农村整治项目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专业性和实践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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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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