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还在“文革”期间，我27岁了，带我到天津读书的三哥发话了：“你已经无业可立，还是成家过日子吧!”对了，“过日子”——就是当时最流行也是最重要的“婚姻观念”。
　　 找个什么样的人和自己成家呢？我将自己认识的姑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还真找不出我自认为能跟我“过日子”的。我只好向哥嫂提出什么样的人我不找：
　　 一、不找文艺演出队的。我在部队时就为战士文艺演出队编过节目，回到工厂还曾管过演出队，深知演出队的姑娘心高气傲，以我的条件绝对消受不起。
　　 二、不找本厂的。我在厂里“黑”名昭著，没人不知道“黑笔杆子”、“黑秀才”的，到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做人已经没有了“尊严”。即便有不嫌弃的愿意嫁给我，一不高兴了难免会抱怨、后悔，岂不等于给我开家庭批斗会？
　　 三、也不想找地道的城市人，最好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或者有外地背景。
　　 嫂子听完这三条笑了：“正好，我有个合适的人儿。你是富农子弟，她出身资本家家庭，父母都被遣送回原籍了，天津只剩她一个人了。样子长得不错，比你小三岁，本分牢靠，我绝对知根知底，论起来是我的叔伯妹子。 ”
　　 听完嫂子的话，我很后悔没有在“择偶标准”里再加上一条“不找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有一天，嫂子交给我一个布包，让我给她的叔伯妹妹送去。
　　 选了一个我下早班、她歇班的日子，我“送货上门”了。在天津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我找到了她的家，一个老院里有一幢老楼，进院碰到一位大姐，拦住我像审贼一样把我审了个底儿掉，然后才领我敲开了她的屋门。屋子里空空荡荡，靠最里边的角上有一张旧床，屋子中间有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盆水，她显然刚洗完头，头发还是湿的。乍一见我，她一时间愣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却越显得眉眼温顺。她是细高个儿，肤色白净，软弱无助地站在这样一间像被刚洗劫过的老屋子里，身上竟散发出一种东西格外让我动心。
　　 虽然我也浑身不自在，却在那一刻就拿定了主意：就是她了，这是个能跟我相依为命的女人!我赶紧把嫂子的布包递过去，说了句“你有事就找我”，就慌忙退出来走了。很长时间以后两个人聊天，她说同院的那位大姐那天等我走了以后，就逼问她：“刚才那个大老黑是谁？不行，一朵鲜花哪能插在牛粪上!”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特意自制了一张请柬，让她交给同院的大姐，落款就是“鲜花、牛粪”。■
　　 （摘自《家庭》）（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