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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化论思想的产生与引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被不同阶层的人进行加工,成为拯救中国的一个思想武器。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这一思想,无论在科学层面还是社会发展上均坚信不疑,可谓是产生了误读。本文作者就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特点进行反思,并阐述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历史课堂 进化论思想 思想解放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政治领域,对此理论均产生激烈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此理论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一生物学科的理论在产生之后被人们不断地演化,发展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虽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用作侵略的思想工具,但还是让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学会了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考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至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它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2007年人教版必修3的高中历史教材《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一专题对这一思想的有关内容竟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试图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国人对于此理论几乎“崇拜式”的信任态度展开探究。
一、《天演论》——加工过的“中国式进化论”
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出版的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就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要素,诸如环境适应、适者生存等都反映出来,并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1]。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此书脱胎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简洁生动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主要原理,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包括进化论与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严复《天演论》只取其前半,并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可以说,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翻译了西学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中国国情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使之成为中国版的进化论——《天演论》。
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呼吁救亡图存,以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因此,严复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如书中提出:“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2]用宇宙普遍进化的思想批驳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剧烈震动。无怪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3]“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举国志士“渐倾向于西人学说”。由此可见,进化论在中国诞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想被中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但一场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变革维新、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宣扬变革为要旨的维新思想应运而生,这与进化论思想可谓是不谋而合,经过严复加工的《天演论》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此引发了一股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潮。
二、进化论思想在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多元一体性
“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新思想时,总是以本民族现有的逻辑结构去整理外来的思想材料,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交融汇合”,[4]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对生物进化论进行重新概括和再造,但均以追求发展、救亡图存作为主体,试图用社会进化的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服务,形成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样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竭力宣扬“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道,把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进化论当作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始终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观察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复古思潮。
康有为发挥“三统”、“三世”的旧说,指出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这样的发展道路被康有为用来解释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政治进化的必然过程。这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但他的进化论更讲究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型的发展。任何历史的进步均有其变革的轨道,不能逾越,这就成为其在中国主张君主制而反对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如其在1901年所作的《中庸注》中指出:“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而孙中山则以进化论为依据,宣传民权和民主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肯定“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即实行民权和民主共和制是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孙中山主张革命也是进化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可发生突变,这样的进化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公理。陈独秀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理论武器。李大钊早年也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他认为宇宙进化以创造意志为动力,人类历史也是由人的意志所造成:“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乎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5]进化论还通过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的革命。
三、对进化论近乎“崇拜式”的信任
上述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均起到推动作用,但无论哪种思想均带有自身的阶级痕迹与思想色彩,为各自的改革或革命寻求理论根据。在多元的进化论思想背后,我们发现其实它们又有统一的地方:首先,各个阶层、阶级均将进化论作为寻求救国道理的理论武器,而非纯粹的科学理论;其次,对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极为推崇,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状态中,奋发图强,摆脱危机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这样的思想符合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动了近代化的历程,被广大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所接受。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澄衷学堂学习时,国文教员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文题目。“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还有许多人爱用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名词作子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中国人对进化论形成了一种“崇拜式”的信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思想家们对“进化论”这一人类自然科学的里程碑式成果的认识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丝扭曲。著名汉学家罗多弼说:“‘进化论’崇拜青年,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的东西,主张进化,进化就必然意味着没有活力的部分被淘汰。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也应如此,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很快就在中国扎根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了中文。但《天演论》本来的意思很清楚,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认为其只能应用于自然。但到了严复的手里,反而成了一个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在我们头脑中的社会进化就是淘汰与竞争,是生存与毁灭之间的较量,是新旧世界的对立与冲突,对于进化论的科学价值我们无从准确判断,但强调人类的和谐共处、新旧事物的有序过渡、社会群体的互助友爱、尊老爱幼等应成为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思想也是进化发展的一个部分,但往往被忽视。另外需指出的是,对任何一种前人之说,都不应绝对的服从而毫不怀疑,需知“怀疑才是创新的开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给学生以空间。
对于进化论思想,2003年人教版历史教材中明确指出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但07版中删除了有关内容,如再在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专题中加入相关内容,分析这一思想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和作用,以及百年来对此思想的不同看法,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则能使历史教学变得鲜活、生动。历史课堂应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在教学中我们不应只用一种声音去解读历史,多问问为什么,多去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多去寻求历史中“高营养”的价值内涵,这才是历史教学追求的真谛。
参考文献:
[1]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
[2]王拭.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陈国庆.严复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4]赫翔.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对进化论学说的改造[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1).
[5]赵璐,柴文华.论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渊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关键词: 历史课堂 进化论思想 思想解放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科学界还是社会、政治领域,对此理论均产生激烈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此理论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一生物学科的理论在产生之后被人们不断地演化,发展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虽曾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用作侵略的思想工具,但还是让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学会了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考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至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它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2007年人教版必修3的高中历史教材《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一专题对这一思想的有关内容竟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试图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国人对于此理论几乎“崇拜式”的信任态度展开探究。
一、《天演论》——加工过的“中国式进化论”
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出版的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就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要素,诸如环境适应、适者生存等都反映出来,并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1]。但进化论在中国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此书脱胎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简洁生动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主要原理,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包括进化论与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严复《天演论》只取其前半,并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可以说,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翻译了西学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中国国情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使之成为中国版的进化论——《天演论》。
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呼吁救亡图存,以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因此,严复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如书中提出:“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2]用宇宙普遍进化的思想批驳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剧烈震动。无怪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3]“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举国志士“渐倾向于西人学说”。由此可见,进化论在中国诞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之前“中体西用”的思想被中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但一场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变革维新、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最强音,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宣扬变革为要旨的维新思想应运而生,这与进化论思想可谓是不谋而合,经过严复加工的《天演论》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极大的启示,由此引发了一股社会变革的社会思潮。
二、进化论思想在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多元一体性
“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新思想时,总是以本民族现有的逻辑结构去整理外来的思想材料,表现出不同文化的交融汇合”,[4]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家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对生物进化论进行重新概括和再造,但均以追求发展、救亡图存作为主体,试图用社会进化的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服务,形成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样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竭力宣扬“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道,把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把进化论当作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始终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观察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复古思潮。
康有为发挥“三统”、“三世”的旧说,指出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这样的发展道路被康有为用来解释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政治进化的必然过程。这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但他的进化论更讲究的是一种循序渐进型的发展。任何历史的进步均有其变革的轨道,不能逾越,这就成为其在中国主张君主制而反对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如其在1901年所作的《中庸注》中指出:“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而孙中山则以进化论为依据,宣传民权和民主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肯定“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即实行民权和民主共和制是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孙中山主张革命也是进化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可发生突变,这样的进化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公理。陈独秀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理论武器。李大钊早年也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他认为宇宙进化以创造意志为动力,人类历史也是由人的意志所造成:“吾尝远翻历史之陈案,近窥世局之潮流,见乎兴亡倏忽,文运变迁,世主倾颓,宗教改革,而知凡百事件之因缘,罔弗基于人类思想之变化。思想之酝酿,遂为一时之势力。表示此势力者,无问其为一人物为一制度,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5]进化论还通过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的革命。
三、对进化论近乎“崇拜式”的信任
上述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均起到推动作用,但无论哪种思想均带有自身的阶级痕迹与思想色彩,为各自的改革或革命寻求理论根据。在多元的进化论思想背后,我们发现其实它们又有统一的地方:首先,各个阶层、阶级均将进化论作为寻求救国道理的理论武器,而非纯粹的科学理论;其次,对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核心思想极为推崇,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状态中,奋发图强,摆脱危机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这样的思想符合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动了近代化的历程,被广大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所接受。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澄衷学堂学习时,国文教员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文题目。“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还有许多人爱用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名词作子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中国人对进化论形成了一种“崇拜式”的信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思想家们对“进化论”这一人类自然科学的里程碑式成果的认识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丝扭曲。著名汉学家罗多弼说:“‘进化论’崇拜青年,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的东西,主张进化,进化就必然意味着没有活力的部分被淘汰。中国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也应如此,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很快就在中国扎根了——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了中文。但《天演论》本来的意思很清楚,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认为其只能应用于自然。但到了严复的手里,反而成了一个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在我们头脑中的社会进化就是淘汰与竞争,是生存与毁灭之间的较量,是新旧世界的对立与冲突,对于进化论的科学价值我们无从准确判断,但强调人类的和谐共处、新旧事物的有序过渡、社会群体的互助友爱、尊老爱幼等应成为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思想也是进化发展的一个部分,但往往被忽视。另外需指出的是,对任何一种前人之说,都不应绝对的服从而毫不怀疑,需知“怀疑才是创新的开始”,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给学生以空间。
对于进化论思想,2003年人教版历史教材中明确指出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但07版中删除了有关内容,如再在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专题中加入相关内容,分析这一思想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和作用,以及百年来对此思想的不同看法,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则能使历史教学变得鲜活、生动。历史课堂应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在教学中我们不应只用一种声音去解读历史,多问问为什么,多去探究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多去寻求历史中“高营养”的价值内涵,这才是历史教学追求的真谛。
参考文献:
[1]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
[2]王拭.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陈国庆.严复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4]赫翔.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对进化论学说的改造[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1).
[5]赵璐,柴文华.论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渊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