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儿子日渐长成“半大小伙子”，当家长的我愈发感到当“好家长”的角色真是“看似容易却艰辛”。
　　我和妻子都在企业机关工作，儿子于1996年秋李入学后，我们只好“早送晚接”，孩子中午就餐、休息和下午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就托付给父母二老代为看管。
　　也是应了那句“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孩子虽小，但可塑性强。由于我们疏于引导，孩子不知从何时起沾染上了一些坏毛病，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在父母跟前任性蛮横……我和妻子得知这些内情后，急得内心上火。可我俩都非专业教育工作者，在“科学育儿”方面毫无经验。起先是气急之下采取“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儿子表现不好时，先是一番叱骂，严重点再带些“颜色”的教训；成绩若有所提高或有段时间没犯错误，立马兑现“吃肯德基”、买电动玩具等奖励。
　　没过多久，我和妻子发现这个方法终非良策。一是当我们认定孩子表现不好、加以严厉教育时，教育的主客体顿时形成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我和妻子胸中带火，训斥起来声调自然是“雷霆万钧”；而儿子总认为我们的批评多半是否定一切，让他难以接受，因而常常是万般委曲化作“倾盆雨”；其次是我们的惩罚权限屡屡受到爱孙心切的两位老人的干预，“家法”难以执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又发现了新情况：孩子怕受罚，不是积极主动改正错误，而是学会了适应形势、“在斗争中成长”，为逃避惩罚，开始向我们瞒报一些事，又滋生出了“犟嘴”的特性。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我和妻子都犯难了。
　　熬了几个难眠之夜，我忽然想起了八十年代盛行的“对话’’方式，不由地联想到自己和儿子之间虽归属于“上下级关系”，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许多想法和问题完全也能通过“对话”来沟通，增进双方理解。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兴奋地把这一创意向妻子作了汇报，她半信半疑地说；“能行吗?也好，就试行吧。”
　　最初的“对话”是口头上的，有时为了一件小事，我们和儿子“当面锣、对面鼓”地较劲，容易激动的妻子一看昔日在怀里撒娇的“毛头”成了“犟头”，气就不打一处来，常常是先蹦跳起来。“强权政治”下的儿子吃不下眼前亏，只得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次下来，眼见“对话”就要演变成“训话”，我于心不忍，提议将“对话”方式改成以书面形式为主，以避免因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形成的僵局。
　　我和儿子共同商定列出了八项需要沟通的专题，规定每日或隔天一报，便于实行动态管理。为慎重起见，我将这些专题分行打印成页，装订成册，并在每页上方郑重注明一行《提示》：“严禁撒谎、隐瞒不报，否则重罚”。
　　1999年11月18日，我和儿子各怀心事地进入了“对话’’角色，妻子冷眼旁观。儿子对学习上的话题回答较简单，一般都是简明扼要，对一些自身的问题也能如实相告，如“练琴不太好”、“作业迟交”等。最能打动他的是“最想和爸爸妈妈说的话”这个话题。“对话”的当天，儿子就在这一栏里写下了“要有耐心”的话语。我和妻子收件后，“八目”(我们都是近视患者)相对，暗喜这是一个良好开端，当即对儿子说了许多滚烫的鼓励和保证之类话语。谁知第；天我们听说儿子上课时又讲话、做小动作，急于求成的妻子克制不住情绪，把儿子臭骂了一通。这小子哪肯就此罢休?当天义愤填膺地在《对话专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会反对、不听，不能实事求是。我认为对你们说的话是没用的。”妻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言重了”。我唯恐前功尽弃，恳请妻子放下架子，尊重孩子的意见，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以达到预期效果。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儿子相继提出了“要和蔼”、“请不要误解”、“请根据我的学习方法来引导我”、“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别人”、“不要掐我”、“妈妈，请保持情绪稳定”等要求。我们打心眼里感谢他对父母的信任和坦诚，也从儿子的呼声中看到自己做家长的水平状况。妻子有时埋怨我这是“自套枷锁”，我感慨地说：“我相信这是孩子的肺腑之言，我们早该认真地听听了。”妻子和我都陷入了沉思之中。是啊，过去我们忽视了儿子的心理成长，淡漠了他需要感情交流的渴求。没想到竟在孩子心灵上留下了不该有的阴影……
　　通过“对话”这座“桥梁”，我和妻子开始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更值得欣慰的是，以前常常和我们“对着干”的儿子也渐渐理解了家长的良苦用心。去年12月30日，我的儿子给他妈妈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亲爱的妈妈：我感谢您对我多年的关心，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给我的爱，我长大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来报答您。妈妈，每当我看到您为我日夜操劳而留下的鱼尾纹和皱纹，我心里就一阵辛酸。我有时说话不对，请您原谅我，我向您说对不起。妈妈，有些事情我没向您说，我想起来感到很害羞、惭愧……”
　　我和妻子都被这幼稚而朴实的语言给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当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我们和儿子的“对话”还将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