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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下期将刊登《贺晓明忆述父亲贺龙》,敬请关注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下期将刊登《贺晓明忆述父亲贺龙》,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