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雅夫则以Ercü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ū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
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二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
但是据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生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ā ),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
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ū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ū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 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
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
三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舍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舍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
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
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同上,188页)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
“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
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
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
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同上,187页)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ā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入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叫贿赂了。”(银卷,8页)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
四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
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入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了人的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呢?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
改定于二○一○年三月
(四则故事引自:雅夫译《ナスレッディン·ホジャ物语トルコの知ばなし》,日本平凡社一九六五年版;《阿凡提故事大全》(二册),艾克拜尔·吾拉木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二○○七年版)
阿凡提,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来自新疆的名字一经传入,便流行于汉语世界。但在全世界,无论西欧或南美,人们多用霍加·纳斯尔丁的名字称呼他。中文译本也很多。如戈宝权先生译自俄文的《纳斯尔丁的笑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中依据苏联突厥学家的分类,有“基本的传统的笑话”和“从十九世纪手写本集子中选出的补充的笑话”等重要栏目。日本的突厥学家雅夫则以Ercümed Ekrem Talu在一九五四年整理的《伟大的纳斯尔丁·霍加》土耳其文本为底本,编译了收有五百个故事的《纳斯尔丁·霍加故事》。至于其他国家,或通俗或学术,尤其多以儿童读物的形式竞相出版,五彩缤纷的译本,不胜枚举。
流行于汉语世界的“阿凡提”(afandi)一词,是一个阿拉伯语尊称。就像波斯语的霍加(hūja,也转写为Hoca)一样,可译为阁下或先生。在当代土耳其这两个称谓可以合用,如“霍加阿凡提”(Khojaefendi)。一旦这个行者东入嘉峪关来到北京、上海,顺口的“阿凡提”一名便如胶入漆,固定下来。而在经由阿拉伯—波斯—突厥途径了解他的欧美世界,霍加·纳斯尔丁其名更不胫而走,一天天如雷贯耳。
毕竟阿凡提早为汉语世界喜闻乐见,阿凡提的最新一位翻译和搜集者艾克拜尔·吾拉木就没有纠缠名字的孰长孰短,而径用阿凡提其名,编译了分为金卷银卷两大册的《阿凡提故事大全》。
他的特征是游方流浪。他的睿智,使他随时随地抛出一语道破的笑话。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乐,也带来大笑之后的无限回味。这个名字——被尊称为阿凡提或霍加的纳斯尔丁——不是借天使的翅膀而是倒骑一头毛驴,传遍了草原和绿洲,再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二
土耳其人喜欢考据他的起源,说他的家乡在小亚细亚。研究他的学者分成几派,强调他是十四世纪帖木儿汗的同时代人,和强调他墓碑的铭文以及古文书中有证实他生于十三世纪的观点,长期争执。据说土耳其的文化枢纽科尼亚附近的阿克沙尔(Akshar,白城),有一处圣墓就属于他,听说当地凡新婚夫妇都要到墓上拜谒,否则夫妇关系定生破绽。还说谒墓时谁若是不开口大笑,后日就一定会招致祸灾。
但是据雅夫总结,所有的学术的较真,都遭到了学术的质疑。至今阿凡提突厥起源的观点,仍然不能确认。
这颗幽默的种子,可能一直挖掘到一个早得多的阿拉伯原型,一位生于库法的滑稽人物朱哈(Juhā ),十世纪末曾在阿拉伯非常流行。
在我们读到的维吾尔版本的汉译文中,诸如“库尔德语的热汤与冷汤”、“阿拉伯语的牛犊怎么说”等段子,显然都是母本曾在中东流行的痕迹。阿拉伯起源的逻辑是有力的。但是,幽默大师一旦出世,其诞生时日便不易深究。雅夫在梳理了考据派各种论点之后,表明他赞成这样的观点:“纳斯尔丁·霍加的故事,乃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处处可见的滑稽谭,采用了土耳其形式的一种表现。诠索这一人物的实在与否,其实并非大事。”(《内陆亚细亚史论集》(一),国书刊行会一九六四年版,186页)
起源姑且不论,但幽默形象的固定,却大约可以判断在十三至十五世纪之间或再稍晚一些。那时,包括维吾尔在内的中亚各族书面语还没有成形和固定下来,以阿拉伯文字书写各突厥语的采择,成了一个过渡时代。在那个所谓察合台文献时代的稍前偏后,可能还借助了苏非大师扎拉丁·鲁米的教派力量的传播,游走于阿拉伯的朱哈,在突厥语世界遇上了更加适合定居的风土。于是他换上突厥人的袷袢、接受了霍加的尊称,尤其是骑上了一头毛驴——阿凡提即霍加·纳斯尔丁(Hūja nasru-dini)在广袤的中亚步入了成年。
——那是一个苏非主义的空气弥漫了整个中亚的时期。若想估量他在南疆拴住毛驴的时代背景,要兼顾书面语的形成,以及伊斯兰苏非派覆盖塔里木盆地的过程。我猜测他的“成年期”应该在伊斯兰神秘主义覆盖南疆以后,是因为他身上印满了那种文化的记号。包括霍加的称号、游方的行为、俗世的看破、清贫的生活、隐现的宿命论、反教条的宗教观、表述的诙谐。特别是那种无论贫富强弱苦乐贵贱,一切尽数早在掌握之中的思想——都是这一年代判别的依据。
昔日商道的尘埃里,此时风尘仆仆走来云游的行者。他们被叫做苏非、达尔维什、依禅、皮尔,总之是异色的Olar(他们)。不仅这些,由于当时的绿洲与蒙古人及游牧突厥人的密切接触,所以Hūja nasru-dini的名字也被游牧人喜爱并想揽入怀中。哈萨克人说: 那个老汉纳斯尔丁本来是我们哈萨克人的,不信你到哈萨克斯坦去问问。蒙古人则说:我们自古就有巴拉根仓(Bargen-cang),那些笑话我们爷爷的爷爷早就听过——在游牧民族的草原上,他摘下了头巾,身材变胖了,骑的是一匹瘦马而不是毛驴。他滑下鞍子,掀开毡帐的门帘,先道一句问候,有时用的是蒙古语,有时却讲哈萨克话。
他的形象扩散到全世界,并在所到之处赢得人心。超越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任谁都把类似的机敏人物滑稽故事,作为阿凡提的新编,补充到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文学之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新疆诗人克里木·霍加撰写的、讽刺“四人帮”的《阿凡提故事新编》。
因为维吾尔血液中的阿凡提基因,睿智幽默的色彩浸透了新疆的每一块绿洲。在塔里木绿洲的清风吹拂下,文学形象如鲜花怒放,并化作了人民的精神。确实,我们认识的他主要是一个维吾尔人,在莎车或者喀什,他牵着毛驴,时刻等着我们。
三
艾克拜尔·吾拉木二十年锲而不舍的劳作,旨在给儿童们快乐的知识。虽有一些重复或雷同,他居然收集翻译了一千三百余则纳斯拉丁-阿凡提的故事!而据以前的统计,世界上积攒的总数,大致是五百五十条(《伊斯兰事典》,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版)。他用的是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语言,毫不雕饰、娓娓耐心、随处解释。我猜孩子们一定爱不释手,哪怕捧着饭碗也舍不得放下,把笑话当成菜拌着饭咽下。
何止小孩,我也一读就上了瘾,每晚翻阅一会儿,然后忍俊不禁地入睡。久而久之,催眠书变作了启蒙书,我总想,这些故事更该给成人读。常常读着忍不住慨叹:古人的脑力何等发达,怎么对世事看得如此入木三分?而且先贤还最是能够踏禁忌如荒草,有些段子,今天读着都暗自吃惊,他们却坦然道来。
我还总想,小孩子们究竟最喜欢哪一些篇什呢?没料到,想多了以后,小小疑问成了学问难题。
阿凡提话语的内里,肯定藏着一些谜谶或幻药,否则怎能这么魅力过人。我想他的诀窍,其一就是它只是纯粹的笑话,并无其他的深奥大义。如雅夫所说:“只需读取无名百姓的幽默、人生智慧、对人的看法即可。说不定一读呵呵大笑,然后掩卷更好。”(,同上,188页)
比如这一则就只是语言游戏,可算对小孩脑筋的灵活训练吧:
一只老鼠掉进了阿凡提家装满水的水缸里。小阿凡提冲爸爸喊道:“爸爸,一只可恶的老鼠掉进我们家的水缸里了!”
“哎呀,快把它捞上来!”爸爸喊道。
“不用,爸爸,我把我们家的猫扔进去了!”小阿凡提回答说。(金卷,28页)
另外一类,则具备政治和思想的含义。比如雅夫译的这一则,同时对政教两方的体制表示了巧妙的嘲讽:
霍加小的时候,一天去经学院念书。那时身带刀子行走是严禁的。在市场上转悠的监察官突然看见,霍加的长袍下面露出一把很大的刀子,就问:那是什么?霍加说:我用这把刀子,改书上的错误。监察大怒道:用这么傻大的刀子能改错吗?
霍加回答:是呀长官,就连用这把还嫌太小,改不干净呢。经常有傻大的错误啊!(,同上,187页)
艾克拜尔·吾拉木译的下一则也一样,直指腐败的喀孜。所谓喀孜,元朝有“噶最、噶的”等译法,原为阿拉伯语gādin,乃政教合一时代的法官。它被借入西班牙语后,音义兼用为“市长”(alcalde)。
一天阿凡提来找喀孜告状。“你叫什么名字?”喀孜问。
“我叫贿赂!”阿凡提回答道。
“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喀孜笑着问。
“我听说您喜欢贿赂,所以改名叫贿赂了。”(银卷,8页)
国王、喀孜、巴依(富人),都是阿凡提尖刻讽刺的主要目标,指三道四的智者总是坐在穷百姓的一边,就像骑着和他们一样的毛驴。这种机敏、睿智、乐观的脑筋和语言的游戏,是永远只属于百姓的法宝。民众的立场,在哄笑中一遍遍得到了申明。这分明是一本教育书:让儿童们听着笑话长大,总比听着哭声长大好得多。耳濡目染之间,维吾尔成了一个以韧性的达观迎对苦难的民族。
去年,正值以色列在加沙用白磷弹实行屠杀的时候,这部书分为金卷和银卷,以豪华的装帧在北京问世发行。研讨会的窗外,杀戮正堂而皇之地进行。阿凡提的亲戚们,只剩下手中的石块,投向轰轰碾来的战车。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悟到,在这时读一读阿凡提大有好处,因为它会告诉人:除了武器的抗击之外,幽默更是他们的武器。
这个道理无比深刻。我作为那个文明的仰慕者,又一次触碰到它的深沉。人民的语言,实在是太过丰富——对现世不平和苦难的抗议,居然不单能表达为投石的诉说,甚至还能变化为幽默的爆笑!
四
若还想做一点学究的追问,那么就可能陷入深潭。阿凡提的一半言谈举止,不同于快乐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阿凡提话语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攻击,使得不懂宗教文明的世俗学者常常发生了误会。尤其前苏联的突厥学家身处艰难的言论限制,为了语出便利,随口讨伐宗教。这一言说传来中国后,也就晕染了对阿凡提的狭隘解释。
即便如此,若尝试对苏非主义实行概括,仍觉会陷入不自量力的妄为。因为无论一杯水或是一个海,要想数清其中有几颗水滴,都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些笑话,讲出的瞬间就响起了听众的爆笑。但若接着再追问一步,笑话又似乎裹着一层厚皮,很难窥见本意。我们顶多能感受其中一股——乐天因为悲悯,洞悟所以达观的滋味。
国王的宫殿里来了一位邻国的乌力玛(宗教学者)。他要求国王对他所提出的四十个问题,只能用一个答案回答。国王左思右想得不出答案,只得下令把阿凡提找来。阿凡提进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那个乌力玛说:“请提出您的问题吧,我洗耳恭听!”
那位乌力玛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提出了四十个问题,然后说道:“阿凡提,请回答吧!”
阿凡提站起来回答说:“不知道。”(银卷,44页)
这一则很难三言两语说明。其实我们至今仍在捉摸它的逻辑,猜不透它究竟是想讥讽繁琐的教条毫孔(al-hakam,教规),还是要嘲笑学者的装腔作态。它是在主张简化到伊斯兰的基本概念“一”么?还是压根儿没考虑任何数字的哲学含义,只是戏谑故作玄奥的世界?
他一生都在流浪。裹着头巾、骑着毛驴、亦农亦商、寺里寺外,与绿洲上的芸芸众生相遇。他总是嬉笑怒骂,机灵的思路、戏耍的语言,到处摧枯拉朽地教训国王、财主、阿訇、学者。他以沧桑讽刺国王、用坟墓告诫财主,用真理对付教条,以智慧嘲笑学者。他横扫了一切死板的教条主义和腐朽的政教体制,他异色的教诲,随机而生,无所不包。但若追究核心,无非是一切尽托付给大能奥妙的造物主。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个概括——霍加·纳斯尔丁·阿凡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说,老头是一个苏非,尚算一个最好的定义。
接着还需要添上一句:阿凡提的话语,他的插科打诨连同他的那头永恒的毛驴——又确实只是逗乐开心、只是一些语言的游戏。
正视这一点与正视他的苏非本质同样重要。解释不清的苏非概念,没准儿在这里能被一线光照亮。恰恰就是这种享受生活、鼓舞达观、尽数驱使语法的被动主动、词汇的双关隐指、舌尖耳际的细微奥妙,让人大笑、给人希望、藐视苦难——这种不言教条的信仰,才是苏非的最大特征。
阿凡提的内容无所不包,人称它是笑话版的百科全书。但在它的叙述里,几乎没有涉及战争。
也许这才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现象。确实,绿洲里那些连自己都没觉察的、平静慵懒的日子,须知就是亲爱的和平。阿凡提正微笑着在那里骑驴漫步,其实是在向我们暗示。
推开窗子就一拥而入的空气一般的和平,仿佛晴天里淋不湿甜瓜秧子的雨水,只渗入了人的心田。有谁特意去留意每天的空气呢?所以没人想过他们不意获得了和平。在和平的季节里,万物都循着开窍的思路,都吮吸着生命的愉悦。它使人愈来愈聪明,而且怀着“调一点皮”的乐趣。于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只剩下塌裂剥落一条死路了,保留它们可笑的存在,只是为了给阿凡提再添一些戏弄的由头。
所以最后要指出的是对他的时代的判断。那个时代里中亚享受的和平,就像给予无花果的移植以丰沛的阳光雨水一样,给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的阿凡提,提供了温暖的襁褓。愈是满卷讽刺到过分的辛辣、愈是放肆到大胆的语言——愈是诱人不禁思索,究竟那是怎样一个时代?阿凡提享有的话语空间,令人艳羡又发人深省。所以,对南疆十九世纪前的历史社会,我们的知识,也许还停滞在盲人摸象的阶段,远未触及它神秘丰满的全貌。
跟着阿凡提一人一驴,确能回溯南疆的古代。但多少需要一些知识和一点火候,就像观察伟大的维吾尔文明的其他领域一样。学会欣赏阿凡提也是一件美事,读多了他的笑话,会弄懂人民的话语和生存方式,能明白一个个从毛驴上瞥来的眼神。
今天高龄的他,还骑着毛驴辛勤巡逻,检查着文明的堤坝。我们和儿童们一起,快活地紧跟着他,等着他说出绝妙的下一个。
改定于二○一○年三月
(四则故事引自:雅夫译《ナスレッディン·ホジャ物语トルコの知ばなし》,日本平凡社一九六五年版;《阿凡提故事大全》(二册),艾克拜尔·吾拉木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二○○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