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一个镇压过太平军、捻军的刽子手，一个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却通过自撰年谱的形式，描绘出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江河日下的光景，揭露了封建末世官场和吏治的黑暗腐败，这本书就是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一八○○年)，死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他只比龚自珍小八岁。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后被道光皇帝特简为山西朔平知府。以后的三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到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被劾革职为止。龚自珍曾说“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驯而至”(《明良论三》)。张集馨早年受知于道光，可是后来的三十年中总在四、五品之间困滞，没能爬上去，因之他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形诸于文，就是大胆的抨击与揭露。更重要的原因是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内外矛盾空前激化，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弊病都充分暴露了出来，赫然展现在不同阶级、不同地位、不同思想的人们面前。连道光皇帝也说现在“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但他相信“只要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张集馨在道理上对这点也深信不疑，为报答道光的知遇之恩，他甚至想干一番事业，但一接触到现实，看到那些卑劣、畏葸、却能夤缘时会的满汉封疆大吏和大量“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吐属如市井”的旗员和捐班，也不由得灰心丧气。他不仅无力清除这些宦海的游尸、清帝国大厦的蛀虫，反而备受他们的莫落和排挤。他只能用一个“忍”字，委屈求全，唾面自干。他把对这些人、事的怨恨发泄于自己的日记、年谱之中。也许作者从没有准备生前发表(过去只有抄本)，所以他在这里无所顾忌，笔锋所至，无论是他的上司、同僚还是下属，甚至他的亲眷(如岳丈、妹妹、表弟)，都毫不留情，对时政也放肆讥评。他把那些可恨、可悲、可痛而又可笑的真实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嬉笑怒骂，揭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所述都是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原因、有结果，可以说是“五证俱全”，被揭露的人简直无地可遁。这部年谱如在他生前发表，肯定会结怨当道，引得满朝人群起而攻之。但也正因于此，它比史书更生动更具体，比文学作品更真实更可信。
　　张集馨阅历很广，书中涉及问题很多，但主要还是揭露吏治的腐败，而且是不可救药的腐败。吏治的腐败是社会腐败的集中表现。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政权为了加强其阶级统治和压迫的职能，控制着和管理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之吏治的腐败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张集馨所处的时代，正是鲁迅所说的“作不稳奴隶的时代”。人们连最低的生活水准也不能维持，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人民斗争此伏彼起，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如果说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风雨将临的时代，那么张集馨主要生活的时代则已是暴风骤雨的时代，整个大清帝国都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统治的支柱，他们的行为关系着封建政权的存亡盛衰，但令作者感到悲哀的是，这些官吏大多数品德才能却极其卑下，如龚自珍所言，衰世的特点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张集馨笔下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景象。可就是这些人窃据要津、遍布上下。官吏不仅不能实现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使国家长治久安，反而每日每时都在用自已的行为破坏着国家的稳定，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制造着官逼民反，并使统治者内部有识之士走向叛逆。清代自雍、乾以下专制日甚，权力高度集中在上面，官吏只对上负责，把主动精神完全窒息了。作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升更大的官。当时有人赋《一翦梅》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又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见《暝庐杂谈》)。这些官场上的行尸走肉要升更大的官，要满足他们更大的私欲，便巧取豪夺。弄钱，这个简单而明确的目的把古圣先贤鼓吹的理想境界的灵光、道德规范的尊崇、法律诏诰的威严统统撕破了，露出了地主阶级贪婪的真面目。
　　张集馨的书中所记录的、他所接触过的大大小小有实权的官吏，几乎是无人不想钱，无人不弄钱。特别是督抚大员，他们是两省或一省最高长官，由他们带头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他们的下属更是明目张胆、无所不为。陕甘总督乐斌通过他的幕僚彭玉亭、幸奴陈二招权纳贿，到处搜刮。直隶总督桂良依仗着女婿恭亲王的势力，在京畿要地“贿赂公行，恬不为怪”。他的孙子麟趾同桂良一起巡察永定河工段，“共鸠金三万余两”，“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是以丑声载道，民怨如仇”。浙闽总督庆瑞自己贪财还不算，竟认为属员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以至他的属员“送门包时，门房当即拆兑，即短数分，亦必掷出补足”。被罢斥的浙闽总督颜伯焘在回广东老家时，他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一路由所经州县供给，每餐酒席上下用四百余桌，他的扛夫每天过县六七百名，共过了十天，可见他搜刮了多少地皮。更特殊的是，他的营弁“包揽客商标银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得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这是利用公家车马，包揽运输，所赚归己，真是上行下效。文官如此，武官亦不例外。安西府都统双成，“军旅之事，竟不知之”，惟是“老奸巨猾，精于牟利，无他能也”。河州镇赵延是个“狭斜赌博，无所不为，积累如山，著名债帅”，当债主向他讨债时，他“以酒一壶、刀一把置案上，谓索逋者曰：‘我已穷极无聊，若人念交情，则共饮为乐；若加逼索，则拔刀相向。’债主见其沉醉，竟不能出一语，真可谓无赖之尤。”这竟活脱是《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的嘴脸！琦善密保过作者，张集馨对他有知遇之感，可是谈到琦善的侄子恭玉时，他还是如实记录。恭玉在胜保营中带勇，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他“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贼。其把守临清时，凡客商经过，指为奸细，将货车行囊，概行留下，干没入己，军中呼为公道大王。”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张集馨虽佩服他的干练，但也如实地记录了他搜刮民财时的凶狠。张集馨考虑到江西省濒江傍湖，水灾断不能免，又加上连年拉锯战争，户口流亡，疮痍满目。田捐赋税势难全完，因此提出酌量情形，分别蠲缓。而曾国藩批云：“州县捏报灾区，以蠲缓为影射，即如宿、松一带，既纳正赋，又派亩捐，彼亦百姓也。”他删去了蠲缓字样，要求“扫数全完”。对此张集馨说：“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作者的议论也说明了大小官吏们把弄钱放在第一位，因之封建社会的精神联系，即为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家道德规范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连以理学自负的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寸善俱无，惟知牟利”的贪墨之徒呢！
　　清末官吏之俸禄有限，其欲壑、用度却无穷。一旦为官作宦，“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梁章巨《退庵随笔》)外官还要向京官馈赠，即前面说到的“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之作官与升官的诀窍。还有冰敬、瓜敬，以及告别应酬，四时节仪，名目繁多，无非都是要钱。对于这些，作者都有记载。他赴陕西粮道留别应酬一万七千两，赴四川臬司一万三千两，贵州藩司一万一千余两，河南藩司一万二千两。延请幕僚，一个也得千两，亲友故旧打秋风的、奉迎上司的难以一一计算。这些花销从哪里来，只有如《红楼梦》中贾珍对村民所说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在这种风气之下，如果谁想在聚敛金钱方面稍微节制超脱一些，也很困难。据作者所记，他看到官中钱粮，多是“敲筋击髓，剥削民膏”，惧遭显报，所以在弄钱上比较收敛，他宣布不收下属节寿，结果就有人参劾他“外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面对现实，他只有哀叹“群小构成一局，正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其实，不仅个别官吏无力改变这种情况，连最高统治者也知道安民必须查吏，“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也知道许多大好地方为贪官污吏所糜烂，但亦无如之何！
　　更可怕的是清代外官收入中有一些不成文的“陋规”。这往往是前代因某种具体情况可以加派或扣留的款项，后来这个具体情况虽已过去，但加派或扣留却保存了下来，形成所谓的“陋规”。“陋规”丛生，并逐渐变为“正规”，在往来公文、作者用度计算之中，陋规赫然立其中，人们恬不为怪，这可以说是吏治腐败到极点的象征。
　　晚清官场风气每下愈况与捐班的增多关系也极大。清初捐纳是政府经济拮据时的应急措施，只许捐较低级的出身，如秀才之类。乾隆后捐班可以录用，给予较低的实职。鸦片战争后，由于战火连年不断，开支巨大，所以捐纳之门大开。花钱可作州县之官，甚至可以捐道台。道光皇帝也知道：“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但是他却下不了决心革除这一弊端，因为皇帝也是从捐班手里弄钱，各种官职成了商品，无怪要禁绝下面的贪污而不可得了。捐班大多数是铜臭熏心的富商大贾，腹中只有稻草，文化水平高的不多；被皇帝视为腹心的满洲旗员，他们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受封建伦理的熏染较少，作者说整个福建省城中的官吏“无一读过《四书》之人”，连一点点封建伦理的约束也没有，剩下的当然只是一心一意地牟利弄钱，放荡自恣。上面提到的督抚大员便多是文化不高的旗员。
　　官吏一心弄钱，毫无责任心，不仅民生疾苦绝不萦怀，就是大清国的安危也不在他们思虑之中。他们整天浑浑噩噩，胡作非为，听戏买笑，饮食征逐。张集馨为许多瘟官画了像，只取他们一两件典型事例，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就历历如绘了。乐斌的上炕老妈周二奶奶病故，作为陕甘总督的“乐斌缟素，司道文武各官亲往拜奠。出殡日，乐斌率属步行，哀痛如丧考妣”。他把政事推给幕僚和幸奴陈二，每天到处听戏、饮宴。陕甘两省官员为陈二再娶奔走趋跑，甚于奴隶。这些从上至下的大小官员正如作者所云：“一堂鬼蜮，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
　　这些腐朽的官僚一遇到野蛮的帝国主义入侵，他们的原形便全暴露了出来。前任浙闽总督颜伯焘在对付海上入侵英军的时候，把非得数十人才能拉挽的大炮放在海边，舍不得花点钱作炮车。有人提醒他说，炮台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而颜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装药也。结果一交战清军大溃，颜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这一战便把这个腐朽官僚吓破了胆，以至被罢斥后尚有余悸地说：“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此公的表演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满清的大小官僚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多是如此，就是清朝皇帝、清政府也是如此。
　　书中还揭示了封建法制被破坏的情形。作为四川一省司法官的按察使刘喜海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他低能而残酷，“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小板四百，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先揲一，如系阳免死，如系阴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惨酷不可言状。”司法者本身一点不讲法制，草菅人命，野蛮残酷，使人们的正常生活失去最后一点保障。四川人民反抗之烈、“盗匪”之多，和四川刑狱不能得其平有很大关系。善良的人们入了监也还得受牢头狱霸的欺凌压迫。资州被判永远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居然在“监中开设小押，重利滚剥，监门出入无禁。”他用酷刑逼赃，虐待犯人，女犯入监他还逼奸。简直是狱中的南面王。
　　《道咸宦海见闻录》涉及方面很多，提供的材料也极丰富。作者富于文采，绘影传形，很有感染力量。有位传抄者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张集馨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