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大量人口被迫隔离、移动减少，经济活动锐减，导致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同比下降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下降最多的一年。人们甚至开始热议地球要进行自我调节，恢复盎然生机。然而，一向作为“世界最冷小镇”为世人所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地处北极圈内的维尔霍扬斯克小镇，今年6月20日的气温竟飙升到38℃，创下了自1885年有记录以来北极圈内的最高气温。这一极端现象再次说明全球变暖正在加速，地球气候将变得更加极端化。
　　地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方
　　国际社会曾就应对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频发形成过共识，1997年12月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12月的《巴黎协定》，体现了国际社会意识到需要就气候变化采取统一行动的紧迫性，签字的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然而，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国家之一的美国，不仅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更于2019年11月开启了为期一年的退出《巴黎协定》程序。这一行为表明了部分国家对全球变暖现象及其危害的无视。
　　历史上，北极圈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高温天气。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育空堡在1915年出现过37.7℃的高温。但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牵头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两倍。这一现象被称为“北极放大效应”。气候专家也早就预测北极地区夏天将会越来越热，但没有想到的是，该地区原先预计到2100年才会出现的38℃高温，竟然提早了80年。过去100年，地球气温大约上升了2～3℃，其中0.75℃是在过去十年里发生的。显然，这种加速升温趋势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北极热浪”。
　　北极圈的高温显然是在多种复合因素作用下产生的。除了全球气候变暖本身带来北极地区气候温度普遍上升之外，根据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C3S）的报告，西伯利亚西部今年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温暖的春天，从去年12月起的平均气温比过去40年的平均气温高出了6℃。从19世纪末有记录以来，5月份北极圈平均气温在1℃左右，而今年上升到10℃。如果没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地球发生这种升温情况大约是十万年一遇。而在这种高温的作用下，今年西伯利亚大地上的融雪比往年早了一个月左右。本来，皑皑白雪能够将日光很好地反射走，对保持北极圈的寒冷气候具有重要作用，但今年早早的融雪让褐色的大地和植物裸露出来，吸收大量的日光，加剧了升温。
　　北极圈附近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北极圈的快速升温已经对该地区造成了连环效应。2012年夏季，格陵兰岛冰盖表层出现融化现象的面积从40%突然上升到97%。2016年以来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全球种子库所在地）的秋季气温始终维持在零度以上，冬天下的是雨而不再是雪。2020年7月25日，该岛气温创下历史纪录，达到21.7℃，超过1979年创纪录的21.3℃，而当地每年此时气温通常应是5～8℃。2019年夏，美国阿拉斯加气温创50年最高纪录，居民出行需要防晒霜、遮阳伞，有些冻土地区在融化后就像奶酪一样千疮百孔，到处是地陷形成的地面和湖泊。格陵兰岛的冰蓋融化比往年早了三个月。
　　北极圈的气候异常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力争限制在1.5℃以内，而北极圈的年平均气温早就突破了这个目标值。原本北极覆盖着厚厚的冰层，白色的海冰像雪一样都能够将相当部分太阳的能量反射到宇宙中。但是，随着北极气温的迅速升高，北冰洋海冰融化严重，没有海冰覆盖的海洋能够更好地吸收太阳热量，海水水温上升，导致形成海冰的条件更加困难，海洋就会吸收更多的太阳热量，于是北极圈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同样的情况也在南极上演，正处南半球夏季的2020年2月6日，南极半岛阿根廷观测所气温上升至18.3℃，超过了此前有观测史以来的最高气温17.5℃。
　　北极圈附近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覆盖着永久冻土，冰层之下是含碳量极高的泥炭土（含碳相当于大气中碳的2倍、全世界所有森林碳储量的3倍），终年在地下不化冻。但北极圈升温的直接结果就是带来永久冻土层的融化，它不仅释放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还会让那些已经消失但可能仍冻结在永久冻土层之中，以及人类未知的细菌、病毒迅速“全面复活”。大范围的升温还导致今年西伯利亚地区的山火形势比往年更严峻、更频繁，仅4月、5月的过火面积就达到了12.3万平方公里，大规模发生的山火提高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成为气温上升的推手。6月，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生产商诺里尔斯克镍公司就因冻土层解冻、油罐支架下陷造成油罐破裂，导致2.1万吨柴油泄漏进入河流、北冰洋，对北极圈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显然，今后北极圈内的基础设施（油管、道路、油罐、油田、建筑物等）将会随着气温上升而频频发生类似灾难事件。
　　北极圈高温下的生态共同体构建
　　遗憾的是，人类还在就是否因为长期变暖而带来气候变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1月28日就在推特上“嘲讽”全球变暖只是“危言耸听”。
　　北极圈的高温也带来了关于北极问题的研究热潮。然而这种研究没有着力于思考如何在北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没有思考人类如何面对新形势的北极以及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反而是继续秉持着让北极服务“人类中心”的观念——北极周边国家纷纷列出自家的“北极战略”：开发油气资源、保护北极航道、新设军事基地等。
　　针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似乎能够给出较好的反思。他在论及人与人、人与土地的伦理时指出：“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美国当代思想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对人类文明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也做了清晰的回答，他就人类社会出现崩溃的情况归纳出五个因素：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失势以及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
　　无论是新冠之毒，还是北极之热，都迫切需要我们以“生态世界观”来重新认识世界，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地球长达40亿年的漫长历史来看，人类只是最新近历史中出现的生物，现在这个人类世界毫无疑问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和共生进化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个生动、多元、复杂的世界。人类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该抛弃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了，在面对大自然时，是时候将人类本身视为一个整体，认识并思考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