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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条狗成为了江西南坑村最后的守护者；
有着内陆资本主义萌芽“活化石”之称的托口古镇永沉水底；
600年来以种地为生的大西园村人却成为了“末代农民”……
尽管少数的村庄从旅游中找到了生机，但更多的村落却在无奈地消逝，自然村被城市文明掏空的悲剧正在上演……
这是一个有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随着城市文明的侵袭和久居人口的迁徙，中国的自然村落正在悄无声息地湮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送别，有的只是在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仪式和伴随的欢呼……”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对此痛心疾首，他说出的一组数据更是令人惊叹：“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多达80多个……”
李培林和冯骥才的话语一石激起千层浪，前所未有的大争论随之在网络上蔓延，甚至有人不无忧虑地开始假设：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不再有乡村……
江西南坑村“一个人的村庄”
南坑村坐落在群山深处，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据传，这个村庄是清朝末年从浙江丽水迁来的，居住人口一度达到了130多户。
不过，历史悠久的南坑村并没能逃脱城市化的冲击。近十年来，村里的青壮年相继走出大山讨生活，在城里扎根之后举家搬离……现在，64岁的钟兆武成为了村里唯一的居民，艰难地守护着昔日繁华的故土。
没有人味儿的村子，往往让钟兆武寂寞得心里发虚。
一条名叫“阿黄”的狗、两只鸡是他仅有的生活伙伴。清晨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钟兆武就会被“阿黄”的叫声惊醒。喂完院子里的鸡，就会扛起锄头，到田坎里“倒腾点吃的”；天一擦黑，又扛起锄头回家，就着咸菜解决晚饭，同时把收音机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给这令人窒息的气氛寻找慰藉……
钟兆武每个月的期待，就是骑车两公里，到有信号的地方去接听儿子打来的电话。但是，他却总会因为是否搬离村子的话题和儿子闹得不愉快。儿子觉得，将父亲一人留在南坑村，是不孝的行为。
钟兆武有自己的苦衷。对于走出南坑村的人们来说，那里只是名义上的出生地，但对于钟兆武而言，祖宗和所有族人的根源都在那里——他不想让全村人断根。
每一年，钟兆武都会迎来一些熟面孔。那些去世的南坑村居民，会被带回村里安葬，落叶归根。作为长辈的钟兆武张罗着葬礼，期盼亲友邻里陪伴的他，并不愿以这样悲壮的方式求得片刻的相聚。
村尽头是钟家祠堂，和那些破败的老宅相比，这间被刻意修缮过的房子显得非常鲜亮。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已经被蜘蛛网占领。在这里，钟兆武拨弄着烟叶，向笔者详述起那段留存已久的记忆……
南坑村早年曾盛行习武，练习岳家拳法。村里的每一个男丁都会耍上几招，岳家拳也跟随钟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有武功在身，钟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负。 但经历了几代人的岳家拳，最后也和村里每年热闹的社戏、舞狮一样，被迁移的人们带走，不留下一丝痕迹。
钟兆武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曾经依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财路断了。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
“先是年轻人出去，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再后来，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户村民离开时，钟兆武还给这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2006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钟兆武的两个儿子也出外打工，还将他的妻子接去县城照顾孙女，执拗的他独自坚守在了南坑村。但现在，他也动摇了……
拆迁、水淹、外出打工……
令人堪忧的各种现状
根据《江西统计年鉴》来看，从2002年到2009年，南坑村所在的江西省的村委会数量减少了2956个，而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
也就是说，村庄大量消失或走入衰败的状况，已不只是在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才存在，而是全国都面临的严峻问题。本刊记者经过调查，得到的许多事实令人震惊而遗憾。
江西镇江著名的葛村，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村庄，曾拥有60多处明朝至民国古建筑，村里人八成以上都姓解，祖上原住在山东衮州的葛村，北宋灭亡时随康王赵构落户镇江，为纪念故土也将该村定名葛村。原以为村里的古建筑能够被政策保护，但却在新世纪迎来了一纸“百日拆迁令”，最后，镇江新区的领导“调集精兵强将，大干100天，完成葛村拆迁任务”——无论专家和村民怎样试图力挽狂澜，始建于明代的解氏宗祠、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井神石雕守护的古井最终还是沦为了工业孵化中心规划的一部分。
而湖南省洪江市的托口古镇，也同样遭受到灭顶之灾。有着千年历史的托口古镇，一直静卧在湘黔边陲的角落里。已经动工的托口大型水电站在2012年10月蓄水发电，于是，这座静谧的千年古镇如同铁达尼号般成为了水底永远的风景，千年古镇的文化基因就这样面临断根了……50岁的张进湘已经搬出了村子，当他向笔者谈起昔日的托口古镇时，眼里泛起了泪光。张进湘的父亲曾在托口古镇最大的杨公庙码头上享有名气，那个时候的托口，有15座码头，贵州下来的木材、托口压榨的桐油，都是从这些码头上船，然后漂洋过海的。到1926年，托口古镇已是九街十八巷的繁华闹市，被誉为内陆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 关于“断根”这件事，无锡大西园村的村民也很有同感。大西园村人600年来没有挪过窝，始迁祖钱玉，生于公元1381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创者的第十八世孙。钱玉建村时本名“西园”，因人丁兴旺，财力殷实，被周边氏族称作“大西园”。
大西园人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而现在该村所在的行政村遇上了拆迁。村民钱耀明老人笑称自己在晚年的时候竟然成为了“末代农民”，全村人远离了家园，以土地换社保、以旧房换新房，进了市镇。现在，大西园村的历史只能从前村民编撰的《钱氏大西园族谱》窥知了……
当然，与葛村、托口古镇、大西园村这类被城市文明掩埋的村落相比，有的村庄在发展旅游的路线中找到了喘息的生机。被誉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江西婺源，在发展上算得是一个好榜样。有着1200年历史的婺源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有“书乡”、“茶乡”之称，成为旅游热门地之后，当地的建筑得到了更妥善的保护。此外，依水而建的安徽宏村也是不错的例子，这座900年历史“画中的村庄”仍散发着魅力。而卢村、塔川等古村落也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中发掘亮点，在提升旅游价值的同时，尽量保证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不过，更多学者却认为，即使村落已经旅游开发，但隐忧依旧存在——过分去注重外在环境的美观，忽略了人的生活，这样的村庄不过是文化的遗迹，是死去的历史，因此保护自然村的原貌，既需要保住老房子，也需要留下民风民俗，这样才是“活态的保护”……
拯救
如何解决文化空巢问题？
是什么掏空了这些昔日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自然村落？
过于浮躁，缺乏谋篇布局的城市化进程算是宿因之一。
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同时也是研究古村落保护的专家，冯骥才曾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谈到：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他对“旧村改造”的号召愤慨不已，大量古村落还没有列入遗产保护范畴，没有严格的法规保护，还处在想拆就拆的危境里。
冯骥才还提出，昔日“旧城改造”的城市文化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媒体的调查佐证了冯骥才的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立村一二百年、五六百年的村庄，一个个迅速成为空壳村。年轻一代外出打工；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导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
此外，自然村所遗留的“文化空巢”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社会学家李培林曾经走访了广东数十个自然村，并对现存的如广东省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林寨镇古村落、彭寨镇长沙村等面临改造的传统村落表现出了担忧。在那篇题为《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近年来，各地出现“土地城市化”的热潮。据李培林透露，2010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李培林看来，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了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推动和促使村庄不断走向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土地改革、家庭组织关系瓦解、市场化、城镇化、传统观念变革等方面。不断外移的人口导致诸多村庄提前进入衰退阶段。
此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也发表了看法。自然村的消失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条件很恶劣的地方的移民搬迁，这大部分是政府行为，比如浙江武义就曾把村民从山区里搬出来；还有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自然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只剩下老头老太，土地也抛荒不种了，自然村就萎缩了……
有着内陆资本主义萌芽“活化石”之称的托口古镇永沉水底；
600年来以种地为生的大西园村人却成为了“末代农民”……
尽管少数的村庄从旅游中找到了生机，但更多的村落却在无奈地消逝，自然村被城市文明掏空的悲剧正在上演……
这是一个有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随着城市文明的侵袭和久居人口的迁徙，中国的自然村落正在悄无声息地湮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送别，有的只是在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仪式和伴随的欢呼……”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对此痛心疾首，他说出的一组数据更是令人惊叹：“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多达80多个……”
李培林和冯骥才的话语一石激起千层浪，前所未有的大争论随之在网络上蔓延，甚至有人不无忧虑地开始假设：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不再有乡村……
江西南坑村“一个人的村庄”
南坑村坐落在群山深处，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据传，这个村庄是清朝末年从浙江丽水迁来的，居住人口一度达到了130多户。
不过，历史悠久的南坑村并没能逃脱城市化的冲击。近十年来，村里的青壮年相继走出大山讨生活，在城里扎根之后举家搬离……现在，64岁的钟兆武成为了村里唯一的居民，艰难地守护着昔日繁华的故土。
没有人味儿的村子，往往让钟兆武寂寞得心里发虚。
一条名叫“阿黄”的狗、两只鸡是他仅有的生活伙伴。清晨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钟兆武就会被“阿黄”的叫声惊醒。喂完院子里的鸡，就会扛起锄头，到田坎里“倒腾点吃的”；天一擦黑，又扛起锄头回家，就着咸菜解决晚饭，同时把收音机调到有杂音的电台，让里面的人大声说话，给这令人窒息的气氛寻找慰藉……
钟兆武每个月的期待，就是骑车两公里，到有信号的地方去接听儿子打来的电话。但是，他却总会因为是否搬离村子的话题和儿子闹得不愉快。儿子觉得，将父亲一人留在南坑村，是不孝的行为。
钟兆武有自己的苦衷。对于走出南坑村的人们来说，那里只是名义上的出生地，但对于钟兆武而言，祖宗和所有族人的根源都在那里——他不想让全村人断根。
每一年，钟兆武都会迎来一些熟面孔。那些去世的南坑村居民，会被带回村里安葬，落叶归根。作为长辈的钟兆武张罗着葬礼，期盼亲友邻里陪伴的他，并不愿以这样悲壮的方式求得片刻的相聚。
村尽头是钟家祠堂，和那些破败的老宅相比，这间被刻意修缮过的房子显得非常鲜亮。不过，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已经被蜘蛛网占领。在这里，钟兆武拨弄着烟叶，向笔者详述起那段留存已久的记忆……
南坑村早年曾盛行习武，练习岳家拳法。村里的每一个男丁都会耍上几招，岳家拳也跟随钟氏家族流传了好几代，有武功在身，钟氏家族很少被人欺负。 但经历了几代人的岳家拳，最后也和村里每年热闹的社戏、舞狮一样，被迁移的人们带走，不留下一丝痕迹。
钟兆武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曾经依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财路断了。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
“先是年轻人出去，后来，四五十岁的人也跟着出去了，再后来，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接走。”第一户村民离开时，钟兆武还给这家远房的堂哥买了一挂鞭炮燃放送行，预祝他生活步步高升。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年年底，搬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里走掉了一半人家。2006年，第二波村民打工潮来临时，钟兆武的两个儿子也出外打工，还将他的妻子接去县城照顾孙女，执拗的他独自坚守在了南坑村。但现在，他也动摇了……
拆迁、水淹、外出打工……
令人堪忧的各种现状
根据《江西统计年鉴》来看，从2002年到2009年，南坑村所在的江西省的村委会数量减少了2956个，而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
也就是说，村庄大量消失或走入衰败的状况，已不只是在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才存在，而是全国都面临的严峻问题。本刊记者经过调查，得到的许多事实令人震惊而遗憾。
江西镇江著名的葛村，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村庄，曾拥有60多处明朝至民国古建筑，村里人八成以上都姓解，祖上原住在山东衮州的葛村，北宋灭亡时随康王赵构落户镇江，为纪念故土也将该村定名葛村。原以为村里的古建筑能够被政策保护，但却在新世纪迎来了一纸“百日拆迁令”，最后，镇江新区的领导“调集精兵强将，大干100天，完成葛村拆迁任务”——无论专家和村民怎样试图力挽狂澜，始建于明代的解氏宗祠、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井神石雕守护的古井最终还是沦为了工业孵化中心规划的一部分。
而湖南省洪江市的托口古镇，也同样遭受到灭顶之灾。有着千年历史的托口古镇，一直静卧在湘黔边陲的角落里。已经动工的托口大型水电站在2012年10月蓄水发电，于是，这座静谧的千年古镇如同铁达尼号般成为了水底永远的风景，千年古镇的文化基因就这样面临断根了……50岁的张进湘已经搬出了村子，当他向笔者谈起昔日的托口古镇时，眼里泛起了泪光。张进湘的父亲曾在托口古镇最大的杨公庙码头上享有名气，那个时候的托口，有15座码头，贵州下来的木材、托口压榨的桐油，都是从这些码头上船，然后漂洋过海的。到1926年，托口古镇已是九街十八巷的繁华闹市，被誉为内陆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 关于“断根”这件事，无锡大西园村的村民也很有同感。大西园村人600年来没有挪过窝，始迁祖钱玉，生于公元1381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创者的第十八世孙。钱玉建村时本名“西园”，因人丁兴旺，财力殷实，被周边氏族称作“大西园”。
大西园人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而现在该村所在的行政村遇上了拆迁。村民钱耀明老人笑称自己在晚年的时候竟然成为了“末代农民”，全村人远离了家园，以土地换社保、以旧房换新房，进了市镇。现在，大西园村的历史只能从前村民编撰的《钱氏大西园族谱》窥知了……
当然，与葛村、托口古镇、大西园村这类被城市文明掩埋的村落相比，有的村庄在发展旅游的路线中找到了喘息的生机。被誉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江西婺源，在发展上算得是一个好榜样。有着1200年历史的婺源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有“书乡”、“茶乡”之称，成为旅游热门地之后，当地的建筑得到了更妥善的保护。此外，依水而建的安徽宏村也是不错的例子，这座900年历史“画中的村庄”仍散发着魅力。而卢村、塔川等古村落也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中发掘亮点，在提升旅游价值的同时，尽量保证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不过，更多学者却认为，即使村落已经旅游开发，但隐忧依旧存在——过分去注重外在环境的美观，忽略了人的生活，这样的村庄不过是文化的遗迹，是死去的历史，因此保护自然村的原貌，既需要保住老房子，也需要留下民风民俗，这样才是“活态的保护”……
拯救
如何解决文化空巢问题？
是什么掏空了这些昔日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自然村落？
过于浮躁，缺乏谋篇布局的城市化进程算是宿因之一。
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同时也是研究古村落保护的专家，冯骥才曾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谈到：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他对“旧村改造”的号召愤慨不已，大量古村落还没有列入遗产保护范畴，没有严格的法规保护，还处在想拆就拆的危境里。
冯骥才还提出，昔日“旧城改造”的城市文化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媒体的调查佐证了冯骥才的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村庄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立村一二百年、五六百年的村庄，一个个迅速成为空壳村。年轻一代外出打工；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导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
此外，自然村所遗留的“文化空巢”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社会学家李培林曾经走访了广东数十个自然村，并对现存的如广东省和平县大坝镇水背村、林寨镇古村落、彭寨镇长沙村等面临改造的传统村落表现出了担忧。在那篇题为《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近年来，各地出现“土地城市化”的热潮。据李培林透露，2010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各种各样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通常是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李培林看来，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乡村干部空，“四大皆空”造成了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推动和促使村庄不断走向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土地改革、家庭组织关系瓦解、市场化、城镇化、传统观念变革等方面。不断外移的人口导致诸多村庄提前进入衰退阶段。
此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也发表了看法。自然村的消失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条件很恶劣的地方的移民搬迁，这大部分是政府行为，比如浙江武义就曾把村民从山区里搬出来；还有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自然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只剩下老头老太，土地也抛荒不种了，自然村就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