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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对我说，杉杉，你现在变得太冷漠了，就像个陌生人。她的语气里混有一点儿失望，但更多的是在对我进行一个总结，这句话在她，并不是用于交流。此时我们正坐在医院的急诊室外头，里面不时传来的呻吟声都没能影响她的思考和判断。按理说，她已经认定了是这样，我完全不必辩驳;但我们身边，还坐着我的姑姑，这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不理母亲的场合，于是我拿出同等的力度，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是在想怎么办。
母亲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我猜她此时心里也慌乱。毕竟，我们几个虽然都是女人，但对于流产的认知，无非是市级频道里的本地广告，无痛三分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们货真价实地赶上了一场二次进行的人流手术，既不是开始，也不知道会何时结束。在里面的人我们不认识;而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合适立场的人，却迟迟没赶到。
圩岩地方小，我们整个家族分别住在三条街上，亲戚间根据某种潜在的规律，相互形成小的交好阵营。在我家，更为瞩目的，也跟各房人马都较好的是哥哥，我则从小冠着一个“不爱说话，心里有主意”的名头长大，当然我也不清楚他们认为我有什么主意。
母亲和自己娘家的姐弟都不亲，反而跟父亲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姑，在婚后的第二年就成了至交。二姑在传闻中是克夫的，她死过两任丈夫。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哥哥被留在那一边，她们的情谊更加有一种相惜味道，经常在周末约着去弄头发、逛商场，在廉价的小饭馆里摆拍美食和对方。今天这事，父亲家是必须要有人出面的，但又不便影响爷爷奶奶，二姑义不容辞。
在出发来医院的路上，母亲叮嘱了我很多事，但反复说的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看你哥的笑话了。这真是个笑话，谁打算看他的笑话，我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其实我和我哥不怎么熟悉，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住了，不过还在同一所学校，我读初一，他当时马上要中考，和初恋女友每天吵架，我得到的最后的八卦消息就是，他决定为那女孩考砸一科，以便两人能够顺利上同一所高中。
我哥在学习上是那种老师很喜欢的标准的理科男孩，他的眉眼更像父亲，因此并不丑。可他被我母亲打扮得，穿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终年校服里露一点黑或灰的运动T恤，戴着放在四十岁银行职员脸上也不违和的铁丝眼镜，他就是那种人，是我觉得学校里最土的那种。他这个豪言寒酸可笑，我也觉得土。听说高中之后两个人分手了，原因是那个女孩的家长听说这段堪称壮烈的恋情，调查背景，然后要求她离单亲家庭的孩子远一点，特别是我哥这种——这个“特别”，这个“这种”，应该是在暗指我爸，舞蹈团团长，下海失败，不学无术，每天在家熬到半夜，钻研酒精和尼古丁的艺术。母亲很讲体面，不会指摘从前的不好。这些话，当然也不是她告诉我的，但我还是都知道了。这些年，母亲唯一一次，同时主动提起了父亲和哥哥，就是今天，三个小时前。她把我叫醒，她说，起来，你哥哥女朋友流产后遗症了，你爸没法去，你跟我去趟医院。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也不清楚，先跟我去医院。
我说，我不是问事，我是问为什么是咱们去。
母亲没回答，只是自己先去门口换好了鞋，又把我的凉鞋从柜子底层拖出来，回头看着我。上了出租车之后我依然觉得很恍惚，母亲则跟二姑约定好集合地点。
二姑说，确定要流产之后，那个女孩不敢找正规医院，就去私人诊所流，结果没流干净，又有术后感染，现在要重新刮宫。我被那几个动词说得小腹幻痛，我说我们来干什么？当时我们已经走到急诊了，没看见我哥，我还在想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能不能认出来。二姑说，把人家女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肯定是要负责的，现在就等他们来了。
等谁来呢？我不知道哥哥在哪里，我问母亲，她不吱声。而我爸当然没法来，又或者不想来，我觉得很正常，他就不是能处理这种事的人，来了也是白来。那女孩的父母，是不是也还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正在经历什么？手术室里的声音让我很紧张，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我和我的母亲，我们生活得爽爽利利风平浪静，现在突然要被叫过来，平白地在这儿遭受这种钻心的联想？
我说，我们不能联系个有立场的人吗？咱们俩算怎么回事。母亲立刻瞪我一眼，说大小也要来盯着，现在没有人。二姑说，是啊，我这不是也来了。这句话听得我直想翻白眼，知道她俩是患难姐妹，但是也不必在此刻，突然有了积淀十几年的血脉之情似的，是，血浓于水不假，可是血当然浓于水，凡事需要强调，就是到了心虚的时候。
手术室里突然安静了。可是那盏灯并没有灭掉，这像是倒数第二集演到了末，片尾曲无声展开，悬念徐徐勒紧我们三个的脖子。夜色远在天边，有那么一点儿前进的意思。
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点儿线索，才能走向结局，于是我盯紧了母亲，果然在几分钟后，她低头回了什么微信。我大胆直接地推论道，我哥为什么不来，是怂了吗？
母亲猛地把手机放下了。她说，他，他现在有要紧的事——他来有什么用，这里一团糟，他来了万一跟人家父母打起來怎么办？二姑立刻看出我沉了脸，替母亲补救道，杉杉，你哥那人你还不知道，这种事，总得有个长辈坐镇。
我突然就觉得疲惫了。母亲也不自觉地垂了声音，她说，唉，这谁能想到呢。我把头靠在墙上，主动求和地说，是啊，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实在没什么疑问的意思，这使得它本身更成为一个笃定的问句，不需要答案的那种，母亲又尖锐起来了，我不睁开眼也知道她正盯着我，她说，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又要说这种话？
我也不知道她把我这句话和哪一句并列了，通融了，总之她就喜欢误解，她说出口的事，都是她的判断，她也不需要我的辩解，偶尔我回应，只是给她台阶。我就不再理她，等我们彼此这一股火自动消下去。有个护士从门里匆匆出来了，我们三人全部被她引得站起身来，母亲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护士眼睛都不抬一下，一边往前走一边远远地把话往身后扔，说还没结束。我说，为什么没声音了？她没再回答我，可能也没有听到。她也没有再返回来。 天色越压越暗，走廊里闷热不减，那手术室的指示灯兀自亮着，门缝里流泄出来的空调冷气，像是在透露什么坏秘密，似乎另成了一个世界。我说，为什么哥哥还不来啊，总要来看一下吧。
两个成年人谁也没回答我。她们各自在思考什么，我在空气里也没看到她们有什么神志上的交流。这样的局面，其实我在初二之前，父母还没离婚的时候，经历过不少次;但那时的主角是父亲母亲，两个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相对而坐，应该是为了进行一些尽头的谈判，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沉默得如同老电影的截图。
关于父亲最后的面孔，其实已经很模糊了，圩岩那么小，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我的父兄。我也经常会觉得，父亲还不如二姑扛事，二姑至少还帮母亲一起去她单位帮她出过一回气。但我一直对父亲跳舞这件事有很深的印象，那已经是一张年轻得像上色照片似的脸了，眉目英俊，他跳现代舞，做一些力量感十足的动作，身上没有一点儿赘肉，在我家的穿衣镜面前定格，亮相，透过镜子看躺在床上的我。他在对我展示一个父亲身份之外的英俊乃至美丽，而我，我当时大概只有两岁。
镜子里的小孩只会趴在床上傻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记住这件事，再从她变成我之后，塞进我的脑子里的。可是，每当我想起父母的婚姻，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我想，如果婚姻的起点是父亲的翩翩姿骨，那我是可以原谅母亲的走眼的，这恐怕是我记得此事的唯一意义。当然，她不需要我的原谅。就像她在生了哥哥之后又想生下我，也不需要跟我打商量。
今天的事，或许也源自我哥哥某一瞬间的魅力，尽管我印象中的他是那么的老土、寒酸，但他是父亲的儿子，他们必有相似之处。这丝缕的魅力，放在整块布上什么也不是，可是扯落下来，也许能让人联想它生前依附的华美。然后这种联想，在那个女孩的心中无限地涨大，膨宽，这些虚虚实实的爱意最终让她的下体变得湿润，畅通无阻，又在子宫里凝成一块可以延续的魅力。如果那个孩子十月见世，那么这世界上的一些评判标准或许能够肯定这一点，比如会有人告诉她，或者她的父母：这男孩 / 女孩真漂亮，他 / 她长得和他 / 她父亲真像。
如果是那样的结局，当然过程里女孩也会痛上很久，而且麻药也不顶用，但如果是那样的结局，说不定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因为幸福是来得突然的，解决问题就会构成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忙着改造自己，接受新的生活模式，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审视感情了。或者，等到他们想起这一码事的时候，感情都已经可以被关系所替代了，他们的事都会牢不可摧，规律循环。
我想到这里，窗外已经长出了星星。依然没有人来，不管是哥哥，还是女孩家的任何人。整个走廊也渐渐安静下来。我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好一点的医院做？
二姑说，我不知道。
母亲也说，我不知道。不过，她说得不太一样，旋即她就用手捂住了脸。她说，我才知道。我又问，那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来？这下她们都没再说话。我觉得很尴尬，我想赶快结束掉这种可疑的接近自责的气氛，我说，我怎么想起一句话来，这难道是，无知者无畏么。
这下气氛变得更尴尬了。母亲说，杉杉，你现在长大了，为什么这么冷漠？
她今天第二次问我了。我不能够接受她这样反复给我敲打一个罪名，我说，你指什么？我打算做一场有耐力的辩论，她却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说，挺正常的，现在我哥走到我对面，我也未必认得他。
二姑说，杉杉少说两句。我们不然想想办法，先联系个谁来吧。
我说，联系谁，不用想办法，大家都有微信，都有电话。
二姑说，是，我知道，但是叫谁来呢？
我说，看来该来的人是叫不来的。
二姑说，是，我知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非常不想继续这个对话了，我想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哏都让你捧了，坏主意却要留给我出。但是母亲看上去很崩溃，如果我装聋作哑，就要坐实冷漠的罪名，无奈之下，我说，那就想办法，其实也不用想——你现在给我哥打电话，叫他过来结手术费，这个不是我们该管的。
电话如我所想地结束了，关于我哥的态度，二姑没有透露，只说一会儿。我对这个“一会儿”的容量不做推测，只是觉得很累。在我往常的生活里，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被割除出去，如今回头重看，我只觉得麻烦。二姑背对我们，抬头发愣，又似乎是在专心地读着医院墙上的夏季饮食调理食谱。母亲继续垂着头，她的颈子很长，像试图把脑袋埋进翅膀里的鸟类。但她没有翅膀，半旧的连衣裙在身体上噙着汗，她是一只困倦的、光秃的母鸭。我忍不住拍了拍她。可是母亲就在这一刻回了魂，凶气毕露。她说，我来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别看你哥的笑话，结果你连这都没做到。
我说，我才没有看他笑话，你看见我笑了？
她说，你面上不笑，心里在冷笑，我听见了。你就是这样，杉杉，人家是皮笑肉不笑，你是皮不笑心里笑，你总是在嘲讽别人，以为就你自己主意拿得稳。你觉得别人都是活该——
你太冷漠了。她又说了一遍，而我正想要安慰她的话，只好从喉咙里生生咽下去，我犹豫片刻，没有再搬任何台阶给她。这些话太重了，我无法再为母亲留任何余地。最终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拉我过来做坏人，还要说我冷漠，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母亲说，你是从来都拿我当外人。你看着这个家里的事，永远都是在嘲讽。
我说，我没有。
她说，你就是觉得我过得根本不好。这話比她的表情来得更快，然而话音未落，她也意识到自己终于不小心讲出了那个存在于所有人心里的概念。母亲不再说话。
很多事，我以为尽忘却了，但在此刻，却很恐怕自己记不得。我的家人也就是我的母亲，这些年便是这样钉在我身体上的，亲情是多么尖锐又深刻的感情关系。我们的家就是这样，整套房子无非是大房间中分出一个小房间，被褥要用旧的改，改完就全然看不出原主，但也没有多少属于我的气味;卫生间里牙刷毛巾并排放着，我用的七度空间少女夜护型有28cm长，高高垒起供我度过闷热难熬的青春潮期;她那专门给五十岁上用的护垫，单薄如两块过期饼干，随手丢在厕所水阀缸子上。她口味清淡，我爱吃酸的，有了话语权之后谁也不会迁就谁的胃，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两个人，两种人。我们是彼此的外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实在找不到理由留校的假期，过得都像逐渐萎缩的阴谋。我和母亲日复一日地对峙、审视，长达六十天，我大学填了我所能离家最远的学校，以便风吹草动都可以构成我不必回去的理由。来的路上我的确在想，若是早知道我回家半月就遭遇这件事，当初就该借口起了疹子之类，留在学校养病。 可是走进医院的时候，我听见母亲轻轻地哽了一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紧张，一个中年女人的紧张是很狼狈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面孔坐态更加熟悉，狼狈也更严重。她此刻不仅狼狈，还很悲伤，或者在别人眼里，那种悲伤的来由会很俗套，但我一路跟着她走进电梯，看着她偷偷打量二姑，我就有了一种想通的力量。我知道她应付不了这两扇铁门展开之后的事情，就像我高二的时候她买了一辆电动车，她不会骑，也没有人能够教她。我告诉她我在学校骑过同学的，带她上街买菜，取了快递。其实我根本没摸过这玩意儿，把手转起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她自己是应付不了的。
我跟二姑说，给哥哥发微信，问他出发没有。如果十分钟后他没回，你就再发一句，说我和我妈八点半必须要回家，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处理。窗外偶尔有风吹过，不怀好意。
二姑大概只执行了前一半。她不时看看屏幕，但并没有把回复念给我听。她只是反复说，再等会儿吧，怎么也该来了，或许现在就在路上了，没办法看手机。
我说，早怎么没想到会这样？为什么不把孩子留下来呢？
这下反而是母亲醒过来了，她说，当然不能留下来。
我说，为什么不？总比杀人的好，何况现在。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也觉得自己恶毒过了头。
母亲说，当然不能，他们都没有养孩子的能力，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幸福的。有了孩子，谁也跑不脱了，你还不懂吗，杉杉？别人不懂你还不懂吗？
有人杀人，就会有人帮他毁尸灭迹，这世上的事不过如此。可如今凶手迟迟懒得露面，我们不相干的人还要想办法帮他逃跑，又赞扬这种正确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无法再问母亲了，自行的禁言，这让我胸肺疼痛欲裂，我大口喘息着，仿佛经历了什么恶斗。窗外窄窄台阶上的瓷砖，突然被弹打得噼噼啪啪，空气里漫开泥土的味道。雨水也没有给走廊的闷热带来什么新意，如果为气流的密度上色，我想我们的周围大概会亮得如同白昼。母亲把头靠在墙壁上，坐得挺胸拔背，却像是在昂首受难。她说，杉杉，怎么这么闷啊。
二姑终于待不下去了。她说，你们先坐，我现在打车回去找找你哥。我怎么也要把他带过来。说罢，她脚步坚定地走了，每一步都有回音，似乎是藉此让我们放心，她决不是逃离。
母亲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母亲是一个不爱问问题的人。她下判断都很快，比如当年我爸仅仅露了一点影子的事，她认定是出轨了，并且情节严重，立刻开始筹备离婚。我初中，以为故事会像大部分电视剧一样出现撕裂、火爆的桥段，然而短短两个月，一切都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我也不清楚父亲是否承认，或是拿出了自己的清白证据。家产和人情的平分或许还是简单的，毕竟圩岩地方小，离婚的事情不多，被归为异类，反而使一切矛盾都能够自洽。但我和我哥的去向就成了大问题，按照爷爷奶奶的思路，后代当然全应该归在他们家;母亲当然不答应。她大概花了两天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两天正好是我的期中考试，出成绩的那一天，她把我和哥哥拉到一起，她说家里商量过了，以后男归男，女归女，哥哥跟着父亲，我跟她离开，搬去旧城区姥姥家留下的一套老家属楼住。那是一片苏联风格的老建筑，妈妈和娘家人关系一般，我小时候只是偶尔会去。
其实这跟我当时想的是反的。我在做英语听力的时候，在写数学附加题的时候，我都想过母亲可能会如何通知我这个事实，关于我将要跟着父亲生活。但家长的决定是不能够左右的，一个星期后，母亲借来同事的车，带我和所有家当驶向市剧团的家属楼。路上，广播里轮播到一首很激荡的英文歌，让迎着夕阳的我和她多少有点壮烈，好像我们是又明媚又勇敢的人。那首歌的歌词以当年我的英文水平足能听懂，女歌手一直在唱，有时候你的出发，甚至是朝着你自己也未知的方向……那首歌叫作《I keep on lovin’ you》。很久以后我在大学里再度听到，才查了名字，知道这首歌属于美国乡村音乐，这种风格里大多数歌都是那样的，适合一些普通人生活里的仪式感时刻。
我的生活也在那时起朝着我未知的方向出发了。这些事，我本以为我都忘记了，原来我都还记得。我原本不是这样的，我不喜欢去在意那些细节，否则，我将和母亲矛盾重重。我想我不是刻意记住了，而根本就是耿耿于怀，我始终在想象我的另一种生活可能，并且为它们的覆灭感到悲戚，我无法谅解地爱着母亲，正如她每每看到我，也有逃不脱的从前。可如今她竟然这样无力又尽力地，希望她的儿子逃脱。她为什么不帮我呢？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头顶的电灯在天空黑透的一个小时后抽搐两下，亮光意兴阑珊，暗淡的一片电流只够打亮我们的眼睛。我看着母亲，我问她，为什么是我呢，那个时候？
她眼中的光扑闪起来，像在发抖。待她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要放弃追问，她却回答说，我觉得你比你哥成熟，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我说，就这样？
她说，还能怎样？很多事，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说，你为什么要求我，一个小孩子，像成年人一样陪你生活？你为什么不这样要求我哥？
她说，因为你哥和你爸太像了——你看看今天，你知道，我们都改变不了他们。
巨大的失落和恐慌瞬间勒住了我。我觉得眼前发黑，心脏随着头顶滋滋煎熬的电灯压低跳动。原来是这样，原来就只是这样——为什么我要问呢？我后悔了。
可就在这时，母亲投降似的说，我改变不了他，还有你哥。他小的时候就已经跟你爸太像了……
我觉得我头顶有什么东西碎了一点儿，身体里也各处有了细微的响声。我说，那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会觉得，女儿就会不一样？
沉默将我们隔得远远的。我的意识已经蜷在了黑暗中的某处，或者我此刻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和手术室中，那个未卜的女孩子子宫中剩余的血肉一起，躲在一个我所以为的最后的栖身之所。我想，我不该说这么多话，母亲从小教我言多必失，是这样的，她教我的一切，或者也为着她自己而考虑，她需要造出一个能够全然理解她的人，而不是把二十多岁的力气攒在一起，在今天一箭箭射出来——在一个还未决生死的房间外。我或许不该伤害她，她才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那类成年人，她比我狠多了。
果然，母亲说了，她让自己一定要说出来，她说，我觉得，或者试一试，或者你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改变我们。
她说，每次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很后悔这件事。你小的时候太聪明，我以为长大些就好了，你就能理解我，但也并没有……这么看，你很像我。
我说，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像爸爸，没有女儿不像爸爸。
她说，你不像，你长得也不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所有力气。我说，我真的很像你吗？我不知道。
她说，别怕，你会比我过得好。
仿佛有预兆似的，我的身体支撑不住，向一边歪去，而她依然牢牢地靠着墙，用胳膊揽住了我。我又听见那种东西碎裂的声音了，我抬头看，是母亲，她也在低头看着我，我们是两面浑浊的镜子。她是从眼睛开始碎的，她是水里的倒影，碎了又圆为一体，她这样低头看着我。
我说，怎么办？为什么手术还没停，为什么哥哥还没来，再不结束，我们该怎么办？
她说，别怕，睡吧，我拍着你。
母亲以陌生儿歌的韵律拍着我，我的魂灵无处可去，最终昏沉沉进入了睡眠。我醒来的时候，满头是汗，整个人被平放在椅子上，浑身酸疼。我甚至以为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白炽灯在头顶稳定地亮着，手术室却已经静悄悄了。整条走廊像是已经谢幕的剧场，我误了钟点，又错过了同伴。母亲不知去向，二姑则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食物香气跟着她一起向我靠近，她整个人冒着汗，也是一只水淋淋的、在蒸锅里捂久了的旧馒头。
我问，我妈呢，她去哪里了？里面的人怎么样了？
二姑说，她去找你哥哥。可是那姑娘被父母接走了，我联系不上她——但她说你一定等她回来接你。
我点点头。随后二姑又说，我想你可能还没吃饭，给你买了包子。
我从她手中的袋子里拆出一只软塌塌的包子。她也吃起来，问我，你的是什么馅儿的？我咬了两口，我说，反正是素的吧，味道很淡。
（闵芝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现居北京。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小说《月亮照中天》入选《2019中國年度短篇小说》。）
编辑：耿凤
母亲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我猜她此时心里也慌乱。毕竟，我们几个虽然都是女人，但对于流产的认知，无非是市级频道里的本地广告，无痛三分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们货真价实地赶上了一场二次进行的人流手术，既不是开始，也不知道会何时结束。在里面的人我们不认识;而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合适立场的人，却迟迟没赶到。
圩岩地方小，我们整个家族分别住在三条街上，亲戚间根据某种潜在的规律，相互形成小的交好阵营。在我家，更为瞩目的，也跟各房人马都较好的是哥哥，我则从小冠着一个“不爱说话，心里有主意”的名头长大，当然我也不清楚他们认为我有什么主意。
母亲和自己娘家的姐弟都不亲，反而跟父亲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姑，在婚后的第二年就成了至交。二姑在传闻中是克夫的，她死过两任丈夫。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哥哥被留在那一边，她们的情谊更加有一种相惜味道，经常在周末约着去弄头发、逛商场，在廉价的小饭馆里摆拍美食和对方。今天这事，父亲家是必须要有人出面的，但又不便影响爷爷奶奶，二姑义不容辞。
在出发来医院的路上，母亲叮嘱了我很多事，但反复说的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看你哥的笑话了。这真是个笑话，谁打算看他的笑话，我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其实我和我哥不怎么熟悉，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住了，不过还在同一所学校，我读初一，他当时马上要中考，和初恋女友每天吵架，我得到的最后的八卦消息就是，他决定为那女孩考砸一科，以便两人能够顺利上同一所高中。
我哥在学习上是那种老师很喜欢的标准的理科男孩，他的眉眼更像父亲，因此并不丑。可他被我母亲打扮得，穿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终年校服里露一点黑或灰的运动T恤，戴着放在四十岁银行职员脸上也不违和的铁丝眼镜，他就是那种人，是我觉得学校里最土的那种。他这个豪言寒酸可笑，我也觉得土。听说高中之后两个人分手了，原因是那个女孩的家长听说这段堪称壮烈的恋情，调查背景，然后要求她离单亲家庭的孩子远一点，特别是我哥这种——这个“特别”，这个“这种”，应该是在暗指我爸，舞蹈团团长，下海失败，不学无术，每天在家熬到半夜，钻研酒精和尼古丁的艺术。母亲很讲体面，不会指摘从前的不好。这些话，当然也不是她告诉我的，但我还是都知道了。这些年，母亲唯一一次，同时主动提起了父亲和哥哥，就是今天，三个小时前。她把我叫醒，她说，起来，你哥哥女朋友流产后遗症了，你爸没法去，你跟我去趟医院。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也不清楚，先跟我去医院。
我说，我不是问事，我是问为什么是咱们去。
母亲没回答，只是自己先去门口换好了鞋，又把我的凉鞋从柜子底层拖出来，回头看着我。上了出租车之后我依然觉得很恍惚，母亲则跟二姑约定好集合地点。
二姑说，确定要流产之后，那个女孩不敢找正规医院，就去私人诊所流，结果没流干净，又有术后感染，现在要重新刮宫。我被那几个动词说得小腹幻痛，我说我们来干什么？当时我们已经走到急诊了，没看见我哥，我还在想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能不能认出来。二姑说，把人家女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肯定是要负责的，现在就等他们来了。
等谁来呢？我不知道哥哥在哪里，我问母亲，她不吱声。而我爸当然没法来，又或者不想来，我觉得很正常，他就不是能处理这种事的人，来了也是白来。那女孩的父母，是不是也还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正在经历什么？手术室里的声音让我很紧张，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我和我的母亲，我们生活得爽爽利利风平浪静，现在突然要被叫过来，平白地在这儿遭受这种钻心的联想？
我说，我们不能联系个有立场的人吗？咱们俩算怎么回事。母亲立刻瞪我一眼，说大小也要来盯着，现在没有人。二姑说，是啊，我这不是也来了。这句话听得我直想翻白眼，知道她俩是患难姐妹，但是也不必在此刻，突然有了积淀十几年的血脉之情似的，是，血浓于水不假，可是血当然浓于水，凡事需要强调，就是到了心虚的时候。
手术室里突然安静了。可是那盏灯并没有灭掉，这像是倒数第二集演到了末，片尾曲无声展开，悬念徐徐勒紧我们三个的脖子。夜色远在天边，有那么一点儿前进的意思。
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点儿线索，才能走向结局，于是我盯紧了母亲，果然在几分钟后，她低头回了什么微信。我大胆直接地推论道，我哥为什么不来，是怂了吗？
母亲猛地把手机放下了。她说，他，他现在有要紧的事——他来有什么用，这里一团糟，他来了万一跟人家父母打起來怎么办？二姑立刻看出我沉了脸，替母亲补救道，杉杉，你哥那人你还不知道，这种事，总得有个长辈坐镇。
我突然就觉得疲惫了。母亲也不自觉地垂了声音，她说，唉，这谁能想到呢。我把头靠在墙上，主动求和地说，是啊，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实在没什么疑问的意思，这使得它本身更成为一个笃定的问句，不需要答案的那种，母亲又尖锐起来了，我不睁开眼也知道她正盯着我，她说，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又要说这种话？
我也不知道她把我这句话和哪一句并列了，通融了，总之她就喜欢误解，她说出口的事，都是她的判断，她也不需要我的辩解，偶尔我回应，只是给她台阶。我就不再理她，等我们彼此这一股火自动消下去。有个护士从门里匆匆出来了，我们三人全部被她引得站起身来，母亲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护士眼睛都不抬一下，一边往前走一边远远地把话往身后扔，说还没结束。我说，为什么没声音了？她没再回答我，可能也没有听到。她也没有再返回来。 天色越压越暗，走廊里闷热不减，那手术室的指示灯兀自亮着，门缝里流泄出来的空调冷气，像是在透露什么坏秘密，似乎另成了一个世界。我说，为什么哥哥还不来啊，总要来看一下吧。
两个成年人谁也没回答我。她们各自在思考什么，我在空气里也没看到她们有什么神志上的交流。这样的局面，其实我在初二之前，父母还没离婚的时候，经历过不少次;但那时的主角是父亲母亲，两个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相对而坐，应该是为了进行一些尽头的谈判，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沉默得如同老电影的截图。
关于父亲最后的面孔，其实已经很模糊了，圩岩那么小，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我的父兄。我也经常会觉得，父亲还不如二姑扛事，二姑至少还帮母亲一起去她单位帮她出过一回气。但我一直对父亲跳舞这件事有很深的印象，那已经是一张年轻得像上色照片似的脸了，眉目英俊，他跳现代舞，做一些力量感十足的动作，身上没有一点儿赘肉，在我家的穿衣镜面前定格，亮相，透过镜子看躺在床上的我。他在对我展示一个父亲身份之外的英俊乃至美丽，而我，我当时大概只有两岁。
镜子里的小孩只会趴在床上傻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记住这件事，再从她变成我之后，塞进我的脑子里的。可是，每当我想起父母的婚姻，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我想，如果婚姻的起点是父亲的翩翩姿骨，那我是可以原谅母亲的走眼的，这恐怕是我记得此事的唯一意义。当然，她不需要我的原谅。就像她在生了哥哥之后又想生下我，也不需要跟我打商量。
今天的事，或许也源自我哥哥某一瞬间的魅力，尽管我印象中的他是那么的老土、寒酸，但他是父亲的儿子，他们必有相似之处。这丝缕的魅力，放在整块布上什么也不是，可是扯落下来，也许能让人联想它生前依附的华美。然后这种联想，在那个女孩的心中无限地涨大，膨宽，这些虚虚实实的爱意最终让她的下体变得湿润，畅通无阻，又在子宫里凝成一块可以延续的魅力。如果那个孩子十月见世，那么这世界上的一些评判标准或许能够肯定这一点，比如会有人告诉她，或者她的父母：这男孩 / 女孩真漂亮，他 / 她长得和他 / 她父亲真像。
如果是那样的结局，当然过程里女孩也会痛上很久，而且麻药也不顶用，但如果是那样的结局，说不定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因为幸福是来得突然的，解决问题就会构成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忙着改造自己，接受新的生活模式，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审视感情了。或者，等到他们想起这一码事的时候，感情都已经可以被关系所替代了，他们的事都会牢不可摧，规律循环。
我想到这里，窗外已经长出了星星。依然没有人来，不管是哥哥，还是女孩家的任何人。整个走廊也渐渐安静下来。我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好一点的医院做？
二姑说，我不知道。
母亲也说，我不知道。不过，她说得不太一样，旋即她就用手捂住了脸。她说，我才知道。我又问，那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来？这下她们都没再说话。我觉得很尴尬，我想赶快结束掉这种可疑的接近自责的气氛，我说，我怎么想起一句话来，这难道是，无知者无畏么。
这下气氛变得更尴尬了。母亲说，杉杉，你现在长大了，为什么这么冷漠？
她今天第二次问我了。我不能够接受她这样反复给我敲打一个罪名，我说，你指什么？我打算做一场有耐力的辩论，她却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说，挺正常的，现在我哥走到我对面，我也未必认得他。
二姑说，杉杉少说两句。我们不然想想办法，先联系个谁来吧。
我说，联系谁，不用想办法，大家都有微信，都有电话。
二姑说，是，我知道，但是叫谁来呢？
我说，看来该来的人是叫不来的。
二姑说，是，我知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非常不想继续这个对话了，我想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哏都让你捧了，坏主意却要留给我出。但是母亲看上去很崩溃，如果我装聋作哑，就要坐实冷漠的罪名，无奈之下，我说，那就想办法，其实也不用想——你现在给我哥打电话，叫他过来结手术费，这个不是我们该管的。
电话如我所想地结束了，关于我哥的态度，二姑没有透露，只说一会儿。我对这个“一会儿”的容量不做推测，只是觉得很累。在我往常的生活里，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被割除出去，如今回头重看，我只觉得麻烦。二姑背对我们，抬头发愣，又似乎是在专心地读着医院墙上的夏季饮食调理食谱。母亲继续垂着头，她的颈子很长，像试图把脑袋埋进翅膀里的鸟类。但她没有翅膀，半旧的连衣裙在身体上噙着汗，她是一只困倦的、光秃的母鸭。我忍不住拍了拍她。可是母亲就在这一刻回了魂，凶气毕露。她说，我来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别看你哥的笑话，结果你连这都没做到。
我说，我才没有看他笑话，你看见我笑了？
她说，你面上不笑，心里在冷笑，我听见了。你就是这样，杉杉，人家是皮笑肉不笑，你是皮不笑心里笑，你总是在嘲讽别人，以为就你自己主意拿得稳。你觉得别人都是活该——
你太冷漠了。她又说了一遍，而我正想要安慰她的话，只好从喉咙里生生咽下去，我犹豫片刻，没有再搬任何台阶给她。这些话太重了，我无法再为母亲留任何余地。最终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拉我过来做坏人，还要说我冷漠，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母亲说，你是从来都拿我当外人。你看着这个家里的事，永远都是在嘲讽。
我说，我没有。
她说，你就是觉得我过得根本不好。这話比她的表情来得更快，然而话音未落，她也意识到自己终于不小心讲出了那个存在于所有人心里的概念。母亲不再说话。
很多事，我以为尽忘却了，但在此刻，却很恐怕自己记不得。我的家人也就是我的母亲，这些年便是这样钉在我身体上的，亲情是多么尖锐又深刻的感情关系。我们的家就是这样，整套房子无非是大房间中分出一个小房间，被褥要用旧的改，改完就全然看不出原主，但也没有多少属于我的气味;卫生间里牙刷毛巾并排放着，我用的七度空间少女夜护型有28cm长，高高垒起供我度过闷热难熬的青春潮期;她那专门给五十岁上用的护垫，单薄如两块过期饼干，随手丢在厕所水阀缸子上。她口味清淡，我爱吃酸的，有了话语权之后谁也不会迁就谁的胃，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两个人，两种人。我们是彼此的外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实在找不到理由留校的假期，过得都像逐渐萎缩的阴谋。我和母亲日复一日地对峙、审视，长达六十天，我大学填了我所能离家最远的学校，以便风吹草动都可以构成我不必回去的理由。来的路上我的确在想，若是早知道我回家半月就遭遇这件事，当初就该借口起了疹子之类，留在学校养病。 可是走进医院的时候，我听见母亲轻轻地哽了一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紧张，一个中年女人的紧张是很狼狈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面孔坐态更加熟悉，狼狈也更严重。她此刻不仅狼狈，还很悲伤，或者在别人眼里，那种悲伤的来由会很俗套，但我一路跟着她走进电梯，看着她偷偷打量二姑，我就有了一种想通的力量。我知道她应付不了这两扇铁门展开之后的事情，就像我高二的时候她买了一辆电动车，她不会骑，也没有人能够教她。我告诉她我在学校骑过同学的，带她上街买菜，取了快递。其实我根本没摸过这玩意儿，把手转起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她自己是应付不了的。
我跟二姑说，给哥哥发微信，问他出发没有。如果十分钟后他没回，你就再发一句，说我和我妈八点半必须要回家，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处理。窗外偶尔有风吹过，不怀好意。
二姑大概只执行了前一半。她不时看看屏幕，但并没有把回复念给我听。她只是反复说，再等会儿吧，怎么也该来了，或许现在就在路上了，没办法看手机。
我说，早怎么没想到会这样？为什么不把孩子留下来呢？
这下反而是母亲醒过来了，她说，当然不能留下来。
我说，为什么不？总比杀人的好，何况现在。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也觉得自己恶毒过了头。
母亲说，当然不能，他们都没有养孩子的能力，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幸福的。有了孩子，谁也跑不脱了，你还不懂吗，杉杉？别人不懂你还不懂吗？
有人杀人，就会有人帮他毁尸灭迹，这世上的事不过如此。可如今凶手迟迟懒得露面，我们不相干的人还要想办法帮他逃跑，又赞扬这种正确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无法再问母亲了，自行的禁言，这让我胸肺疼痛欲裂，我大口喘息着，仿佛经历了什么恶斗。窗外窄窄台阶上的瓷砖，突然被弹打得噼噼啪啪，空气里漫开泥土的味道。雨水也没有给走廊的闷热带来什么新意，如果为气流的密度上色，我想我们的周围大概会亮得如同白昼。母亲把头靠在墙壁上，坐得挺胸拔背，却像是在昂首受难。她说，杉杉，怎么这么闷啊。
二姑终于待不下去了。她说，你们先坐，我现在打车回去找找你哥。我怎么也要把他带过来。说罢，她脚步坚定地走了，每一步都有回音，似乎是藉此让我们放心，她决不是逃离。
母亲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母亲是一个不爱问问题的人。她下判断都很快，比如当年我爸仅仅露了一点影子的事，她认定是出轨了，并且情节严重，立刻开始筹备离婚。我初中，以为故事会像大部分电视剧一样出现撕裂、火爆的桥段，然而短短两个月，一切都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我也不清楚父亲是否承认，或是拿出了自己的清白证据。家产和人情的平分或许还是简单的，毕竟圩岩地方小，离婚的事情不多，被归为异类，反而使一切矛盾都能够自洽。但我和我哥的去向就成了大问题，按照爷爷奶奶的思路，后代当然全应该归在他们家;母亲当然不答应。她大概花了两天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两天正好是我的期中考试，出成绩的那一天，她把我和哥哥拉到一起，她说家里商量过了，以后男归男，女归女，哥哥跟着父亲，我跟她离开，搬去旧城区姥姥家留下的一套老家属楼住。那是一片苏联风格的老建筑，妈妈和娘家人关系一般，我小时候只是偶尔会去。
其实这跟我当时想的是反的。我在做英语听力的时候，在写数学附加题的时候，我都想过母亲可能会如何通知我这个事实，关于我将要跟着父亲生活。但家长的决定是不能够左右的，一个星期后，母亲借来同事的车，带我和所有家当驶向市剧团的家属楼。路上，广播里轮播到一首很激荡的英文歌，让迎着夕阳的我和她多少有点壮烈，好像我们是又明媚又勇敢的人。那首歌的歌词以当年我的英文水平足能听懂，女歌手一直在唱，有时候你的出发，甚至是朝着你自己也未知的方向……那首歌叫作《I keep on lovin’ you》。很久以后我在大学里再度听到，才查了名字，知道这首歌属于美国乡村音乐，这种风格里大多数歌都是那样的，适合一些普通人生活里的仪式感时刻。
我的生活也在那时起朝着我未知的方向出发了。这些事，我本以为我都忘记了，原来我都还记得。我原本不是这样的，我不喜欢去在意那些细节，否则，我将和母亲矛盾重重。我想我不是刻意记住了，而根本就是耿耿于怀，我始终在想象我的另一种生活可能，并且为它们的覆灭感到悲戚，我无法谅解地爱着母亲，正如她每每看到我，也有逃不脱的从前。可如今她竟然这样无力又尽力地，希望她的儿子逃脱。她为什么不帮我呢？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头顶的电灯在天空黑透的一个小时后抽搐两下，亮光意兴阑珊，暗淡的一片电流只够打亮我们的眼睛。我看着母亲，我问她，为什么是我呢，那个时候？
她眼中的光扑闪起来，像在发抖。待她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要放弃追问，她却回答说，我觉得你比你哥成熟，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我说，就这样？
她说，还能怎样？很多事，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说，你为什么要求我，一个小孩子，像成年人一样陪你生活？你为什么不这样要求我哥？
她说，因为你哥和你爸太像了——你看看今天，你知道，我们都改变不了他们。
巨大的失落和恐慌瞬间勒住了我。我觉得眼前发黑，心脏随着头顶滋滋煎熬的电灯压低跳动。原来是这样，原来就只是这样——为什么我要问呢？我后悔了。
可就在这时，母亲投降似的说，我改变不了他，还有你哥。他小的时候就已经跟你爸太像了……
我觉得我头顶有什么东西碎了一点儿，身体里也各处有了细微的响声。我说，那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会觉得，女儿就会不一样？
沉默将我们隔得远远的。我的意识已经蜷在了黑暗中的某处，或者我此刻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和手术室中，那个未卜的女孩子子宫中剩余的血肉一起，躲在一个我所以为的最后的栖身之所。我想，我不该说这么多话，母亲从小教我言多必失，是这样的，她教我的一切，或者也为着她自己而考虑，她需要造出一个能够全然理解她的人，而不是把二十多岁的力气攒在一起，在今天一箭箭射出来——在一个还未决生死的房间外。我或许不该伤害她，她才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那类成年人，她比我狠多了。
果然，母亲说了，她让自己一定要说出来，她说，我觉得，或者试一试，或者你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改变我们。
她说，每次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很后悔这件事。你小的时候太聪明，我以为长大些就好了，你就能理解我，但也并没有……这么看，你很像我。
我说，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像爸爸，没有女儿不像爸爸。
她说，你不像，你长得也不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所有力气。我说，我真的很像你吗？我不知道。
她说，别怕，你会比我过得好。
仿佛有预兆似的，我的身体支撑不住，向一边歪去，而她依然牢牢地靠着墙，用胳膊揽住了我。我又听见那种东西碎裂的声音了，我抬头看，是母亲，她也在低头看着我，我们是两面浑浊的镜子。她是从眼睛开始碎的，她是水里的倒影，碎了又圆为一体，她这样低头看着我。
我说，怎么办？为什么手术还没停，为什么哥哥还没来，再不结束，我们该怎么办？
她说，别怕，睡吧，我拍着你。
母亲以陌生儿歌的韵律拍着我，我的魂灵无处可去，最终昏沉沉进入了睡眠。我醒来的时候，满头是汗，整个人被平放在椅子上，浑身酸疼。我甚至以为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白炽灯在头顶稳定地亮着，手术室却已经静悄悄了。整条走廊像是已经谢幕的剧场，我误了钟点，又错过了同伴。母亲不知去向，二姑则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食物香气跟着她一起向我靠近，她整个人冒着汗，也是一只水淋淋的、在蒸锅里捂久了的旧馒头。
我问，我妈呢，她去哪里了？里面的人怎么样了？
二姑说，她去找你哥哥。可是那姑娘被父母接走了，我联系不上她——但她说你一定等她回来接你。
我点点头。随后二姑又说，我想你可能还没吃饭，给你买了包子。
我从她手中的袋子里拆出一只软塌塌的包子。她也吃起来，问我，你的是什么馅儿的？我咬了两口，我说，反正是素的吧，味道很淡。
（闵芝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现居北京。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小说《月亮照中天》入选《2019中國年度短篇小说》。）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