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对话都与民主相关，而民主，从广义上讲都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印度尼西亚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不仅使本国受益匪浅，还成为推动民主进步的有力工具。
　　众所周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东亚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数亿人脱离了贫困、文盲和艰难的生活条件。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其分量不仅局限于经济统计数据，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研究和分析的现象。自现代历史以来，人类首次战胜了落后的命运，但这一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前途依然曲折，但更有尊严的生活指日可待。
　　此外，远东国家发展的历程是成功的，这正是西方国家对这些试验性方法和结果饶有兴趣、甚至是感到迷惑的原因。纵观过去两百年，欧洲和北美的巨大进步，让我们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只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进行一些微小调整，就能实现最终的高效。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一些著名教授撰写了“历史的终结”，还有一些人甚至预见了“文明冲突”。代表改善精神和物质生活最佳方式的信念，常常导致傲慢的霸权和单边决定。我们目睹了无数毫无意义的残酷战争，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所谓“华盛顿共识”统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目标？或者，为什么“西方和其他国家”成为简化如此复杂关系的缩略词？
　　完美无瑕的自信和关于真理的权威受到亚洲的成功、尤其是该地区与民主的关系的强烈质疑。我们一直被教导，民主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与此同时，民主与社会进步是因与果、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但亚洲独辟蹊径，证明并非如此。
　　西方世界回应说，这些成功仅是对自身原则的一些变形，继而从分析的角度认为是“奇迹”。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迹。亚洲经济的成功以及物质进步，归功于持之以恒的敬业、努力、纪律、储蓄和牺牲；归功于亚洲各国人民的生性达观和意志坚定；归功于亚洲各国政府所实施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事实上，长达数千年的文化成为亚洲社会的坚强后盾。
　　亚洲人一改教条式方法，采取不同路径实现了同样的成果，攻克了重要 “阵地”。亚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比如医疗和劳动条件。文盲率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也在稳步下降。总之，经济的成功使亚洲各国的声誉获得极大提升。
　　这是否与民主是成功的前提条件的原则相悖呢？民主，从广义上讲，包括对话、宽容、尊重、非歧视，民主可以是必要的、有条件的、偶然的、甚至是不必要的；有时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障碍。亚洲各国以多种不同方式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
　　首先，亚洲是独特的，不仅与欧美存在差异，亚洲各国也不尽相同。每个亚洲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多数国家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技术上讲，并不存在所谓“亚洲模式”，这只是区别于西方现存模式的一种简单描述方式。不能因为亚洲与众不同，就将其归类为一片大陆。其次，民主是一种选择，或者说民主至少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基本条件。迄今为止，亚洲自由市场经济飘忽不定、支离破碎、充满矛盾。
　　以日本为例，日本一直被世界各国赞颂为美国价值观在亚洲应用的蓝本。二战后，日本成为民主国家，重新采用议会制和多党制，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完成重建，为其他寻求繁荣和发展的亚洲国家树立了榜样，成为建立工业化和文明新社会的模仿对象。然而，多年来，作为西方和亚洲友谊骄傲的日本成为一个个案。其他亚洲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更加独立的路径，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即使在民主方面有所延迟。比如，“亚洲四小龙”，远在实现全面民主之前，实现了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都得到了优越的经济回馈。即使其个人自由理念和政治反对派的对话迎合各自特有的需求，人们仍然认为“亚洲四小龙”很相似。
　　根据《经济学家》信息部“2011年度民主指数”显示，韩国为“完全民主”、中国台湾为“瑕疵民主”，而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被判定为“混合体制”。抛开差异性不提，亚洲各地的不同路径出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了迎合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亚洲各国或地区推迟了民主进程。民主过程并不是前提条件，而是一个结果，这足以引起西方世界的担忧。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亚洲价值观”的理论更令西方忧虑。该思想学派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因为导致个人主义成功的预制机制，而是东方文化倡导的具体的个人价值观。所谓个人价值观包括家庭观念、宗教团结、道德承诺、尊重长者和弱者、诚信和纪律。如果资本主义以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等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怎么可能以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实现资本主义的成功呢？
　　亚洲国家的社会习俗要求个人应该服从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是社会、国家、家庭或者是宗教团体。即便如此，结果仍然令人震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权是无法承担的奢侈品，而在发达国家却是不可妥协的标准。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在于有能力阅读和书写更重要的内容，而不是提倡媒体自由。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是首要需求，而不是有自由选择政治派别的权利。
　　中国认为所谓的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当前社会，至少目前是这样。一党制比多党制更受珍视。唯一的合法政党——中国共产党，乐意广纳劝谏，促进国家发展，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初衷，欢迎所有关注国家前途的人加入执政党。中国以自己的民主方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是漠视教条主义的又一例证。
　　在亚洲复兴的征途上，印度尼西亚的地位如何呢？世纪之交，印度尼西亚经历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发展。事实上，两者相辅相成。矛盾的是，这个亚洲国家对西方经验深为敏感。印度尼西亚的改革充分释放了国家潜能。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个人观点、个人信仰和生产力都得到解放，转化为推动国家振兴的因素。我个人对亚洲的全球化颇感兴趣，我见证了一些持续、及时和强有力的改革举措。更多的人参与到民主社会、媒体自由、谈判重于对抗、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和平国际政策等领域中。随即，我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长、个人收入、扶贫以及“生活标准指数”的改善情况。鉴于印度尼西亚以往经历，这个国家一定深谙“危机”的意义。如今它已经掌握了如何更好地避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印度尼西亚似乎没有受到因雷曼兄弟破产而引发的2008年经济衰退的影响。更有益的是，印度尼西亚加入了20国集团，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重磅奖励，实至名归。
　　在亚洲大陆，印度尼西亚显得特立独行：民主更优越，对话颇有助益，伙伴关系优于相互敌视。尊重多样性和信心建设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是一个工具。” 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证明，如果高效地实施民主，能够极大地改善一个国家的整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