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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金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平等，孙挺跟我讲到之前的官方报道，说截至201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8.58亿人，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5.05亿人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3.53亿人参保；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参保率95%以上，像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其它保险的覆盖面也不断扩大。报道还说，正因为有了这些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扶贫成绩显著。
针对这些报道，孙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保险能帮助扶贫？或者说，如果没有保险金融，贫困人口就会持续地高吗？
为了回答孙挺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土地分配这个老话题。以往，学者喜欢把中国历史上的苦难和革命都归结到土地的私有体制上。比如，钱穆（2001）就认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黄仁宇（1997）说：“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富室大户无法应对”，等等。
那么，历史上的苦难包括土地兼并到底是土地私有造成的，还是因为缺乏保险金融造成的呢？由于我自己出生在湖南农村，知道没有哪个农民会不珍惜土地的；除非没有别的活路，否则，他们不会在明明知道卖地可能造成赤贫的情况下还要卖地的。可是，那些逼迫农民走投无路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在没有保险金融的社会里，灾害风险和健康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金融决定土地分配结构
纽约的凯恩（Mead Cain）教授在1981年发表一份研究，看“二战”结束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如何变迁的。结果，他发现，印度农民在受到灾害冲击时，被迫卖地的比较少，所以，“二战”结束以来，土地分配结构显著改善，无地农民占比减少；但是，孟加拉的情况正好相反：每次灾害都会引发更多农民卖地，最终土地越来越集中。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具体而言，在1950-1978年间，印度村庄有56%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41%的小农增加土地，而只有15%的小农和中农卖掉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从开始的0.76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0.62，说明印度的土地分配变得更加平衡、土地所有权差距缩小。而同期间，孟加拉村庄只有43%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26%小农增加土地，但有65%的小农、55%的中农失去土地，土地基尼系数则从起初的0.6上升到1970年代后期的0.69，土地往少数人集中。
仅就无地贫农和小农的土地经历看，印度的发展比孟加拉好很多。印度有更多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土地，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失地的农民占比很少，但孟加拉国则相反，超过一半的有地农民被迫卖地。凯恩教授选择做对比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村庄，在地理和气候环境上都非常类似，但遭遇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呢？
从凯恩教授的细化分析中看到，在孟加拉国农村，卖地最多的时期是在1968以及1970-1974年间的水灾，还有就是1975年的大饥荒，而相对而言，印度农村在旱灾水灾年份卖地频率也增加，但总体增幅远低于孟加拉国村庄。为什么要卖地呢？从卖地所得的用途看，孟加拉国农民卖地有51%是为了食物，为了填饱肚子，7%是为了买药治病；在印度，情况则大为不同，只有14%的卖地是为了买食物或治病，64%是为了子女教育、婚嫁或者生产投资。
而之所以两个经济水平相当的地区在土地分配的变动上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农民是否有办法应对灾害风险和医疗风险。相对而言，印度农村的保险、储蓄和借贷机构虽然也不发达，但远比当时的孟加拉国强，哪怕原始的金融也能在关键时候给印度农民提供渡过难关的途径，减少卖地求活路的需要。比较两国的农村，凯恩教授发现三大区别：首先，印度农村的民间贷款利率更低，且更容易获得。其次，用土地做抵押贷款在孟加拉非常普遍，甚至是最主要的贷款形式，这本身也反映那里的借贷市场更加欠发达；当然，土地不适合作为避险手段，因为这严重影响灾荒之后贷款人的生产能力，只有迫不得已才会使农民走这条路。最后，对于非正规渠道的贷款，孟加拉农村的实际利率是印度农村的2至6倍；在印度，年利率在36%至60%间，而在孟加拉国，这种利率高达120%至240%。
在那些时期，信贷合作社是印度农村最主要的放贷机构，而孟加拉农村并没有此类机构。根据一项对1972旱灾年印度农村的调查，55%的贷款是从放贷机构获得，而在随后气候正常的1973年，机构贷款占所有贷款的83%。相形之下，在同期的孟加拉农村，只有9%的贷款是从正规机构获得的。在灾荒最严重的四个村落，机构贷款只占5%。
由此可见，印度更发达的信贷市场给农民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手段，因此，灾荒年份被迫卖地、土地往少数人集中的情况就没有孟加拉国那么严重，印度农村的土地基尼系数越来越低，而孟加拉国的土地所有权差距在不断加大。从2014年世界银行两位研究员（Bruhn and Love）对墨西哥的研究中也发现，当本地的一家连锁超市公司在800个分店开设小额贷款服务后，两年内，所服务到的社区小微企业占比上升7.6%，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小微企业收入增加7%，而失业人数下降1.4%，人均GDP显著上升。金融的扶贫效果明显。
关于土地的争论
关于贫富差距的后果，孔子在《论语》中就有经典论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余年，从政治家、诗人、词人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异的论述数不胜数，但究竟什么导致贫富差距呢？前面引用的钱穆和黄仁宇的解读就很典型，认为土地的私有和兼并是根本起因。但是，凯恩教授对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告诉我们，同样是土地私有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土地分配越来越平衡，而另一个则反之。
从中国的历史经历中，我们是否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呢？
就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白寿彝在《中国通史——明朝》中谈到：“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描述的情况跟“二战”结束后的孟加拉国农村场景十分相似。
明朝后期的土地兼并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根據栾成显编写的《明代黄册研究》中的资料，我们可以计算明末万历年间安徽休宁县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其中万历十年（1582年）的土地基尼系数为0.34，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0.30，万历三十年为0.21，万历四十年为0.18。由此可见，万历年间的土地基尼系数在0.34以下，表明明末的土地分配比较均等，尤其是远低于最近几十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说明那时的土地兼并程度不会太高；其次，从万历十年到万历四十年，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逐渐降低，土地分配趋于分散化。这些告诉我们，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不是土地私有、土地并购或土地分配本身。
导致李自成起义并几次从失败中爬起来的直接原因是旱灾，暴政下的社会已经像一堆干柴，只等旱灾这样的点火事件。从气象记载看，明末中国处于“小冰期”，旱灾频发，陕西与河南一带连续多年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当时，既没有发达的跨地区商品市场，又没有保险和借贷市场，因此，频繁的旱灾等同于长久持续的大面积饥荒。长期灾荒，既带来永久赤贫，也成为改朝换代革命的导火索。正如邓拓在《中国救灾史》中论断的：“农民穷乏与饥饿，既达极点，流移死亡的现象，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普遍起义，势不可免，所谓‘铤而走险’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想想，如果那时候就有今天这样的保险金融，明朝会被推翻吗？
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是，灾害风险、疾病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关键因素。一般而言，人们能够应对正常情况下的生存需要，但是一旦发生意外（风险），就会将正常家庭置于困境甚至绝境。其次，不管是基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对比研究，还是基于中国的灾荒与革命历史都表明，一旦发生灾害，就会迫使既没保险又没借贷市场支持的家庭走投无路，只好卖地或其它值钱的东西或者组织暴动。因此，历史上的土地分配过于集中本身不是土地私有或土地并购的结果，而是缺乏金融的结果。最后，发展保险金融是扶贫和拉平消费差距的关键，也是展现金融普惠性的具体措施。
（综合4月15日、22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
针对这些报道，孙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保险能帮助扶贫？或者说，如果没有保险金融，贫困人口就会持续地高吗？
为了回答孙挺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土地分配这个老话题。以往，学者喜欢把中国历史上的苦难和革命都归结到土地的私有体制上。比如，钱穆（2001）就认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黄仁宇（1997）说：“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富室大户无法应对”，等等。
那么，历史上的苦难包括土地兼并到底是土地私有造成的，还是因为缺乏保险金融造成的呢？由于我自己出生在湖南农村，知道没有哪个农民会不珍惜土地的；除非没有别的活路，否则，他们不会在明明知道卖地可能造成赤贫的情况下还要卖地的。可是，那些逼迫农民走投无路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在没有保险金融的社会里，灾害风险和健康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金融决定土地分配结构
纽约的凯恩（Mead Cain）教授在1981年发表一份研究，看“二战”结束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如何变迁的。结果，他发现，印度农民在受到灾害冲击时，被迫卖地的比较少，所以，“二战”结束以来，土地分配结构显著改善，无地农民占比减少；但是，孟加拉的情况正好相反：每次灾害都会引发更多农民卖地，最终土地越来越集中。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具体而言，在1950-1978年间，印度村庄有56%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41%的小农增加土地，而只有15%的小农和中农卖掉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从开始的0.76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0.62，说明印度的土地分配变得更加平衡、土地所有权差距缩小。而同期间，孟加拉村庄只有43%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26%小农增加土地，但有65%的小农、55%的中农失去土地，土地基尼系数则从起初的0.6上升到1970年代后期的0.69，土地往少数人集中。
仅就无地贫农和小农的土地经历看，印度的发展比孟加拉好很多。印度有更多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土地，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失地的农民占比很少，但孟加拉国则相反，超过一半的有地农民被迫卖地。凯恩教授选择做对比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村庄，在地理和气候环境上都非常类似，但遭遇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呢？
从凯恩教授的细化分析中看到，在孟加拉国农村，卖地最多的时期是在1968以及1970-1974年间的水灾，还有就是1975年的大饥荒，而相对而言，印度农村在旱灾水灾年份卖地频率也增加，但总体增幅远低于孟加拉国村庄。为什么要卖地呢？从卖地所得的用途看，孟加拉国农民卖地有51%是为了食物，为了填饱肚子，7%是为了买药治病；在印度，情况则大为不同，只有14%的卖地是为了买食物或治病，64%是为了子女教育、婚嫁或者生产投资。
而之所以两个经济水平相当的地区在土地分配的变动上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农民是否有办法应对灾害风险和医疗风险。相对而言，印度农村的保险、储蓄和借贷机构虽然也不发达，但远比当时的孟加拉国强，哪怕原始的金融也能在关键时候给印度农民提供渡过难关的途径，减少卖地求活路的需要。比较两国的农村，凯恩教授发现三大区别：首先，印度农村的民间贷款利率更低，且更容易获得。其次，用土地做抵押贷款在孟加拉非常普遍，甚至是最主要的贷款形式，这本身也反映那里的借贷市场更加欠发达；当然，土地不适合作为避险手段，因为这严重影响灾荒之后贷款人的生产能力，只有迫不得已才会使农民走这条路。最后，对于非正规渠道的贷款，孟加拉农村的实际利率是印度农村的2至6倍；在印度，年利率在36%至60%间，而在孟加拉国，这种利率高达120%至240%。
在那些时期，信贷合作社是印度农村最主要的放贷机构，而孟加拉农村并没有此类机构。根据一项对1972旱灾年印度农村的调查，55%的贷款是从放贷机构获得，而在随后气候正常的1973年，机构贷款占所有贷款的83%。相形之下，在同期的孟加拉农村，只有9%的贷款是从正规机构获得的。在灾荒最严重的四个村落，机构贷款只占5%。
由此可见，印度更发达的信贷市场给农民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手段，因此，灾荒年份被迫卖地、土地往少数人集中的情况就没有孟加拉国那么严重，印度农村的土地基尼系数越来越低，而孟加拉国的土地所有权差距在不断加大。从2014年世界银行两位研究员（Bruhn and Love）对墨西哥的研究中也发现，当本地的一家连锁超市公司在800个分店开设小额贷款服务后，两年内，所服务到的社区小微企业占比上升7.6%，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小微企业收入增加7%，而失业人数下降1.4%，人均GDP显著上升。金融的扶贫效果明显。
关于土地的争论
关于贫富差距的后果，孔子在《论语》中就有经典论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余年，从政治家、诗人、词人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异的论述数不胜数，但究竟什么导致贫富差距呢？前面引用的钱穆和黄仁宇的解读就很典型，认为土地的私有和兼并是根本起因。但是，凯恩教授对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告诉我们，同样是土地私有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土地分配越来越平衡，而另一个则反之。
从中国的历史经历中，我们是否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呢？
就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白寿彝在《中国通史——明朝》中谈到：“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描述的情况跟“二战”结束后的孟加拉国农村场景十分相似。
明朝后期的土地兼并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根據栾成显编写的《明代黄册研究》中的资料，我们可以计算明末万历年间安徽休宁县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其中万历十年（1582年）的土地基尼系数为0.34，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0.30，万历三十年为0.21，万历四十年为0.18。由此可见，万历年间的土地基尼系数在0.34以下，表明明末的土地分配比较均等，尤其是远低于最近几十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说明那时的土地兼并程度不会太高；其次，从万历十年到万历四十年，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逐渐降低，土地分配趋于分散化。这些告诉我们，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不是土地私有、土地并购或土地分配本身。
导致李自成起义并几次从失败中爬起来的直接原因是旱灾，暴政下的社会已经像一堆干柴，只等旱灾这样的点火事件。从气象记载看，明末中国处于“小冰期”，旱灾频发，陕西与河南一带连续多年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当时，既没有发达的跨地区商品市场，又没有保险和借贷市场，因此，频繁的旱灾等同于长久持续的大面积饥荒。长期灾荒，既带来永久赤贫，也成为改朝换代革命的导火索。正如邓拓在《中国救灾史》中论断的：“农民穷乏与饥饿，既达极点，流移死亡的现象，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普遍起义，势不可免，所谓‘铤而走险’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想想，如果那时候就有今天这样的保险金融，明朝会被推翻吗？
今天讲的第一个要点是，灾害风险、疾病风险是导致贫困的最关键因素。一般而言，人们能够应对正常情况下的生存需要，但是一旦发生意外（风险），就会将正常家庭置于困境甚至绝境。其次，不管是基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农村的对比研究，还是基于中国的灾荒与革命历史都表明，一旦发生灾害，就会迫使既没保险又没借贷市场支持的家庭走投无路，只好卖地或其它值钱的东西或者组织暴动。因此，历史上的土地分配过于集中本身不是土地私有或土地并购的结果，而是缺乏金融的结果。最后，发展保险金融是扶贫和拉平消费差距的关键，也是展现金融普惠性的具体措施。
（综合4月15日、22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