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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旋律电影是弘扬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构建意识形态的一大法宝，随着新媒体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新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类型化电影开始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尽管在新主旋律电影这一新事物的产生和接受过程中会出现受众短暂的不适应或接受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但是主旋律电影构建的主流文化形态有利于带领大众重拾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本文结合以上问题，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寻求受众接受心理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与传播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主旋律电影;创作;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02
1 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承担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建构国家形象的职能。”[1]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特别强调思想性和价值观念，因此主旋律电影总像是政治任务而不是娱乐活动，而近些年出现在银幕上的新主旋律电影则将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相结合。类型电影是根据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形成的有相对固定模式和叙事元素的故事片形态。两者的正式融合是从2009年中影集团的《建国大业》开始的，在宣扬传承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融入影片的戏剧性、观赏性。如今，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艺术片一样，已成为电影的一种类型。
近些年，接连上映的新主旋律电影备受观众青睐，《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9月30日首映当天便创下了突破3亿元的传奇，而《战狼2》更是凭借56.81亿的内地总票房成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神话。陈旭光认为：“新主旋律电影不仅要包含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体现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要满足不同社会阶层观赏的需求和文化的需要。”[2]我国的新主旋律电影在宣扬和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找到了更加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表达方式，在其发展和融合中使电影的艺术性、内容的思想性和视听的观赏性得到了统一。
2 新主旋律电影与主体认知图式
2.1 主体认知图式
皮亚杰用图式的概念来解释主体对外界刺激的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图式是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个体对客体信息的认识水平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认知图式，由此可知，受众是否认可和接受新主旋律电影中所宣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受制于受众已有的认知和已存在的图式。
受众对传统主旋律电影有固有的认知图式，认为主旋律电影多专注于革命历史题材，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比较单一，突出英雄形象，贬低负面形象，所以年轻观众会将主旋律电影定义为无聊的说教或与当下现实生活不相关的电影，更喜爱观赏近年来的喜剧片和商业片。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各大网站的宣传，人们开始改变对新主旋律电影的认知。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前夕，影片片花及宣传片在微博、抖音等各大平台霸屏，《我和我的祖国》同名歌曲也在人们不经意的哼唱中烙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种种迹象表明，更多的受众开始期待新主旋律电影，这或许就是人们接受新主旋律电影的最佳契机。观众通过前期宣传对《我和我的祖国》产生期待，进影院观看后，因影片的笑点、泪点及创新之处满足了心理预期，从而对该类型的电影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人们对新主旋律电影产生的新的认知图式。
“图式具有概括性的特点，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刺激情境。”[3]皮亚杰认为受众的学习过程可以产生迁移，将上一阶段学习过程产生的认知图式运用到下一个环节的学习情境中。这揭示了主观能动性对人们认识新事物的重要性。
2.2 受众接受心理的同化和顺应
同化是指有机体将环境刺激整合到自己原有机构的过程，皮亚杰借助同化的概念解释个体如何将新刺激纳入原有图式的心理过程。同化的过程会受到个体原有图式的限制，个体拥有的图式越多，认知范围越广泛，同化的速度就越快，效果就越显著;反之，个人拥有的图式越少，同化速度就会相对变慢，产生的效果就不明显，同化的范围相对狭窄。
主旋律电影希望宣扬的主流价值观能在精神层面对受众产生教育作用，因此主旋律电影所希望对受众产生的同化作用，也都是留存于精神層面的。因此新主旋律电影的接受度与受众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相关，有时也与受众的年龄和学识挂钩。相对于年轻受众，年老的受众易接受的主流文化侧重于情怀，他们多生于战争年代，儿时常听长辈讲述战争的故事，对那一段经历感同身受，观看相关题材的影片更容易激起他们原有的认知图式。在此基础上制作的有新科技手段加持的影片，能在满足受众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想象和回忆的同时，在原有的图式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方便受众同化吸收，形成新的认知图式。《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中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和奋不顾身的兄弟情，引起了不少观众对战争年代的回忆和感慨。而对于出生在科技和信息时代的年轻受众来说，带有科幻电影或动画电影色彩的新主旋律影片更易吸引他们的关注，在满足感官需求的同时，炫酷的特效和新颖的叙事，能改变年轻受众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固有认知，同时也更利于新图式的产生。《流浪地球》开启了国产科幻电影元年，建造上万座发动机和转向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阳系，惊心动魄的“流浪地球”计划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的叙事空间及压缩的未来时间，都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在刷新观众认知的同时丰富了观众的想象空间，不仅能使观众得到视听享受，而且能使其体会到电影蕴含的家国情怀。
受众对新主旋律电影的认知并不是空白的，其自身有对主旋律电影的认识和期待。通过预告片和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受众对新兴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有自身的审美期待，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接受图式[4]。观众通过这个图式观赏和了解新主旋律电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观众的接受图式和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新主旋律电影新颖的叙事、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技术手段的使用，能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原有的审美接受图式受到冲击，从而调整原有图式，将其中易于接受的部分内化到自己原有的图式中，并对其进行调整，从而产生新的图式，这个新图式产生的过程就是顺应。 同化和顺应两项活动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在受众观看新主旋律电影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最终趋于平衡。因为新主旋律电影中的某些元素迎合了观众的原有图式，观众才能顺利观看电影，并产生共鸣。以《夺冠》为例，其讲述了比赛背后的故事，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核心：中国人渴望被世界看见。在观众同化心理的基础上，《夺冠》一再超出观众原有图式的限制，对郎平当时的替补身份进行了一些改编，将“男陪练”这个角色放在第一视角的主人公位置，这些超出了观众原有认知的元素，造成了陌生化效果，使观众眼中的影片更加真实。《夺冠》表面弱化了人物的性格，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一看见郎平出场，情绪便会在刹那间被调动起来，旧时回忆的图式和新的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在深化回忆的同时，能使观众对女排故事和女排精神产生新的解读，这种新的解读，便是对时代精神的共鸣。
3 从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走向平衡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的传播离不开文艺作品。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是目前最为人们接受和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被网络和影像充斥的时代，影视作品逐渐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影视工作者应通过电影引导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熏陶[5]。
电影创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通过观察网络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模式、宣传路径和网络讨论[2]，逐步增强自身的创作能力和创新意识，创作出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商业化的手段和流行化的表达方式成为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当前最重视的内容。
3.1 题材的继承和创新
主旋律电影非常注重传统性，不断继承和创新传统故事题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而中国又是注重文化传统的民族，每一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传说都有其原有图式，这些传统图式的元素是构成新主旋律电影图式的民族情感或精神基础。由此可见，主旋律电影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之上的。《流浪地球》的故事设定是带着地球去流浪，并在这种末日前的想象中融入独特的乡土情怀。在电影中，乡土被延伸成为地球，地球面对末日危机，人们不是选择建造逃生工具背井离乡，而是带着地球一起流浪，这体现出了坚守农耕文明的国人无法割舍故土的乡土情怀。
3.2 叙事贴近传统图式
中国观众受传统文化影响，多接受大团圆结局，这是中国人固定的图式，所以新主旋律电影在追求叙事的新颖时，也要尽量尊重观众的接受习惯，尽可能地争取观众的认可。新主旋律电影为了真正融入类型电影范畴，进行了许多尝试，不断拓展融合样式，《我和我的家乡》便是对喜剧片最初的尝试。《我和我的家乡》明显掌握了喜剧片的重要特质：用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宏大的主题，用贴近民众的角度来讲述家国的变迁。每部短片都有不同的主题，也有导演个人的不同风格，尽管风格主题不一，但每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和感动，并产生共情。运用喜剧的方式展现主流意识形态有其独到优势——上座率高，但也不乏劣势，对娱乐化表现的突出，意味着对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宣传效果的淡化[6]。新主旋律电影在向类型化电影靠拢的过程中，尽管还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体现出了当代电影人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3.3 家国情感的共鸣
新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被称为主旋律，最重要的是其能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方式和特技手法尽管各有侧重，但都需要情感的依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阿尔都塞在其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意识形态利用对个体的‘询唤’来建构起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将个体‘询唤’为主体。”主旋律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绝不会称自己为“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或设定情节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宣导。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北京你好》这个故事中，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在得知汶川男孩想要亲眼看一看已逝父亲建造的鸟巢后，便主动将门票送给了他。在这个片段中，观众被的哥的语言和行为逗得大笑，又为男孩的愿望感到怜惜，此时已全然忘却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直到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刻，恢宏壮观的开场仪式再次呈现观众的眼前，熟悉的音乐再次在耳边回荡，观众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集体回忆被唤醒，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得到了激发。全片无一句说教与宣导，但是却唤醒了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曾经深刻在心底的爱国记忆，使观众得到了情感的共鸣[7]。
4 结语
新主旋律电影承载着国家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希望，在符合受众审美期待的条件下学习西方科技，融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兼具审美与创新，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丰富审美意趣，在简单明了的叙事中传达对国家的赞颂和对时代的思考。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主旋律电影，其文化中蕴含着商业性质，商业和文化相辅相成，能让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图式走向全世界。
参考文献：
[1] 白蔚，张晓茜.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基于青年受众的研究视角[J].电影文学，2020（16）：8-12.
[2] 曲天词.网络化时代的主旋律电影与主流价值观传播——以电影《战狼2》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2）：115-122.
[3] 郎筠.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简析[J].科技信息，2011（15）：160，159.
[4] 申素样.论观众对魔幻电影的真实性审美感受——以皮亚杰“认知图式”理论为依据[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9，17（03）：106-112.
[5] 许宏艳.《我和我的家乡》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J].电影文学，2021（01）：149-151.
[6] 熊越.喜剧的忧伤：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变奏和转型——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视听，2021（02）：49-50.
[7] 唐朝.从《我和我的祖国》看国产主旋律电影发展新阶段[J].电影文学，2020（08）：71-76.
作者简介：伍越（1998—），女，山东临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关键词：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主旋律电影;创作;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02
1 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承担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建构国家形象的职能。”[1]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特别强调思想性和价值观念，因此主旋律电影总像是政治任务而不是娱乐活动，而近些年出现在银幕上的新主旋律电影则将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相结合。类型电影是根据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形成的有相对固定模式和叙事元素的故事片形态。两者的正式融合是从2009年中影集团的《建国大业》开始的，在宣扬传承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融入影片的戏剧性、观赏性。如今，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艺术片一样，已成为电影的一种类型。
近些年，接连上映的新主旋律电影备受观众青睐，《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9月30日首映当天便创下了突破3亿元的传奇，而《战狼2》更是凭借56.81亿的内地总票房成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神话。陈旭光认为：“新主旋律电影不仅要包含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要体现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要满足不同社会阶层观赏的需求和文化的需要。”[2]我国的新主旋律电影在宣扬和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找到了更加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表达方式，在其发展和融合中使电影的艺术性、内容的思想性和视听的观赏性得到了统一。
2 新主旋律电影与主体认知图式
2.1 主体认知图式
皮亚杰用图式的概念来解释主体对外界刺激的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图式是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个体对客体信息的认识水平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认知图式，由此可知，受众是否认可和接受新主旋律电影中所宣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受制于受众已有的认知和已存在的图式。
受众对传统主旋律电影有固有的认知图式，认为主旋律电影多专注于革命历史题材，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比较单一，突出英雄形象，贬低负面形象，所以年轻观众会将主旋律电影定义为无聊的说教或与当下现实生活不相关的电影，更喜爱观赏近年来的喜剧片和商业片。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各大网站的宣传，人们开始改变对新主旋律电影的认知。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前夕，影片片花及宣传片在微博、抖音等各大平台霸屏，《我和我的祖国》同名歌曲也在人们不经意的哼唱中烙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种种迹象表明，更多的受众开始期待新主旋律电影，这或许就是人们接受新主旋律电影的最佳契机。观众通过前期宣传对《我和我的祖国》产生期待，进影院观看后，因影片的笑点、泪点及创新之处满足了心理预期，从而对该类型的电影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人们对新主旋律电影产生的新的认知图式。
“图式具有概括性的特点，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刺激情境。”[3]皮亚杰认为受众的学习过程可以产生迁移，将上一阶段学习过程产生的认知图式运用到下一个环节的学习情境中。这揭示了主观能动性对人们认识新事物的重要性。
2.2 受众接受心理的同化和顺应
同化是指有机体将环境刺激整合到自己原有机构的过程，皮亚杰借助同化的概念解释个体如何将新刺激纳入原有图式的心理过程。同化的过程会受到个体原有图式的限制，个体拥有的图式越多，认知范围越广泛，同化的速度就越快，效果就越显著;反之，个人拥有的图式越少，同化速度就会相对变慢，产生的效果就不明显，同化的范围相对狭窄。
主旋律电影希望宣扬的主流价值观能在精神层面对受众产生教育作用，因此主旋律电影所希望对受众产生的同化作用，也都是留存于精神層面的。因此新主旋律电影的接受度与受众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相关，有时也与受众的年龄和学识挂钩。相对于年轻受众，年老的受众易接受的主流文化侧重于情怀，他们多生于战争年代，儿时常听长辈讲述战争的故事，对那一段经历感同身受，观看相关题材的影片更容易激起他们原有的认知图式。在此基础上制作的有新科技手段加持的影片，能在满足受众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想象和回忆的同时，在原有的图式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方便受众同化吸收，形成新的认知图式。《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中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和奋不顾身的兄弟情，引起了不少观众对战争年代的回忆和感慨。而对于出生在科技和信息时代的年轻受众来说，带有科幻电影或动画电影色彩的新主旋律影片更易吸引他们的关注，在满足感官需求的同时，炫酷的特效和新颖的叙事，能改变年轻受众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固有认知，同时也更利于新图式的产生。《流浪地球》开启了国产科幻电影元年，建造上万座发动机和转向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阳系，惊心动魄的“流浪地球”计划计划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的叙事空间及压缩的未来时间，都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在刷新观众认知的同时丰富了观众的想象空间，不仅能使观众得到视听享受，而且能使其体会到电影蕴含的家国情怀。
受众对新主旋律电影的认知并不是空白的，其自身有对主旋律电影的认识和期待。通过预告片和新媒体平台的宣传，受众对新兴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有自身的审美期待，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接受图式[4]。观众通过这个图式观赏和了解新主旋律电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观众的接受图式和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新主旋律电影新颖的叙事、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技术手段的使用，能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原有的审美接受图式受到冲击，从而调整原有图式，将其中易于接受的部分内化到自己原有的图式中，并对其进行调整，从而产生新的图式，这个新图式产生的过程就是顺应。 同化和顺应两项活动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在受众观看新主旋律电影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最终趋于平衡。因为新主旋律电影中的某些元素迎合了观众的原有图式，观众才能顺利观看电影，并产生共鸣。以《夺冠》为例，其讲述了比赛背后的故事，突出了那个时代的核心：中国人渴望被世界看见。在观众同化心理的基础上，《夺冠》一再超出观众原有图式的限制，对郎平当时的替补身份进行了一些改编，将“男陪练”这个角色放在第一视角的主人公位置，这些超出了观众原有认知的元素，造成了陌生化效果，使观众眼中的影片更加真实。《夺冠》表面弱化了人物的性格，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观众一看见郎平出场，情绪便会在刹那间被调动起来，旧时回忆的图式和新的民族情感融合在一起，在深化回忆的同时，能使观众对女排故事和女排精神产生新的解读，这种新的解读，便是对时代精神的共鸣。
3 从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走向平衡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的传播离不开文艺作品。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是目前最为人们接受和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被网络和影像充斥的时代，影视作品逐渐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最有力和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影视工作者应通过电影引导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熏陶[5]。
电影创作者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通过观察网络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模式、宣传路径和网络讨论[2]，逐步增强自身的创作能力和创新意识，创作出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商业化的手段和流行化的表达方式成为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当前最重视的内容。
3.1 题材的继承和创新
主旋律电影非常注重传统性，不断继承和创新传统故事题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而中国又是注重文化传统的民族，每一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传说都有其原有图式，这些传统图式的元素是构成新主旋律电影图式的民族情感或精神基础。由此可见，主旋律电影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之上的。《流浪地球》的故事设定是带着地球去流浪，并在这种末日前的想象中融入独特的乡土情怀。在电影中，乡土被延伸成为地球，地球面对末日危机，人们不是选择建造逃生工具背井离乡，而是带着地球一起流浪，这体现出了坚守农耕文明的国人无法割舍故土的乡土情怀。
3.2 叙事贴近传统图式
中国观众受传统文化影响，多接受大团圆结局，这是中国人固定的图式，所以新主旋律电影在追求叙事的新颖时，也要尽量尊重观众的接受习惯，尽可能地争取观众的认可。新主旋律电影为了真正融入类型电影范畴，进行了许多尝试，不断拓展融合样式，《我和我的家乡》便是对喜剧片最初的尝试。《我和我的家乡》明显掌握了喜剧片的重要特质：用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宏大的主题，用贴近民众的角度来讲述家国的变迁。每部短片都有不同的主题，也有导演个人的不同风格，尽管风格主题不一，但每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和感动，并产生共情。运用喜剧的方式展现主流意识形态有其独到优势——上座率高，但也不乏劣势，对娱乐化表现的突出，意味着对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宣传效果的淡化[6]。新主旋律电影在向类型化电影靠拢的过程中，尽管还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体现出了当代电影人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3.3 家国情感的共鸣
新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被称为主旋律，最重要的是其能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方式和特技手法尽管各有侧重，但都需要情感的依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阿尔都塞在其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意识形态利用对个体的‘询唤’来建构起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将个体‘询唤’为主体。”主旋律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绝不会称自己为“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或设定情节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宣导。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北京你好》这个故事中，葛优饰演的北京的哥在得知汶川男孩想要亲眼看一看已逝父亲建造的鸟巢后，便主动将门票送给了他。在这个片段中，观众被的哥的语言和行为逗得大笑，又为男孩的愿望感到怜惜，此时已全然忘却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直到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刻，恢宏壮观的开场仪式再次呈现观众的眼前，熟悉的音乐再次在耳边回荡，观众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集体回忆被唤醒，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得到了激发。全片无一句说教与宣导，但是却唤醒了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曾经深刻在心底的爱国记忆，使观众得到了情感的共鸣[7]。
4 结语
新主旋律电影承载着国家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希望，在符合受众审美期待的条件下学习西方科技，融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兼具审美与创新，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丰富审美意趣，在简单明了的叙事中传达对国家的赞颂和对时代的思考。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主旋律电影，其文化中蕴含着商业性质，商业和文化相辅相成，能让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图式走向全世界。
参考文献：
[1] 白蔚，张晓茜.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基于青年受众的研究视角[J].电影文学，2020（16）：8-12.
[2] 曲天词.网络化时代的主旋律电影与主流价值观传播——以电影《战狼2》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2）：115-122.
[3] 郎筠.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简析[J].科技信息，2011（15）：160，159.
[4] 申素样.论观众对魔幻电影的真实性审美感受——以皮亚杰“认知图式”理论为依据[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9，17（03）：106-112.
[5] 许宏艳.《我和我的家乡》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J].电影文学，2021（01）：149-151.
[6] 熊越.喜剧的忧伤：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变奏和转型——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J].视听，2021（02）：49-50.
[7] 唐朝.从《我和我的祖国》看国产主旋律电影发展新阶段[J].电影文学，2020（08）：71-76.
作者简介：伍越（1998—），女，山东临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