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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末年,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他们分别是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四大家中邢侗与董其昌的书法格外受世人推崇,人们称其为“北邢南董”。本文通过对比的形式,对二人的书学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展开分析,因而探索二人在书学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北邢南董;书学思想;影响
邢侗与董其昌在书学思想方面存在着异同。拥有书学思想,再写得一手优秀的好字,才能称得上书法家,然而不懂思想理论,只是单纯地临摹与创作只能称为一名书匠。不同的是他们二人的书法思想内容存在着差异,邢侗与董其昌寿命的长短影响了他们书法思想与理论留存世上的多少,比较来说是邢侗逊于董其昌,下面具体分析二人的书学思想。
在书学思想上,邢侗与董其昌比较是没有优势的,邢侗基本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他的一些理论仅散见在他写给亲人或朋友的一些书信中。通过整理可简单概括其书学主张为“规模肖像”、“书追钟王,一波不苟作”,临写“二王”得其“形”、“神”,辟除陋习,回归魏晋古法,大量的临二王帖以及将二王临作放大为条屏的大胆开创之举,恰恰在那个时代成就了邢侗不同于其他书家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后人学习并研究他的主要原因。所以,邢侗的书风正好吻合了人们长期培养起来的审美习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他的书学主张准确地反映到书法实践中,其书法主要是临摹二王为主,他对二王书法的临摹达到一丝不苟、十分精确的地步,这在当时或是如今也是很少有人可以做到的。[1]特别是邢侗倾尽所有,在宣扬和复制《来禽馆帖》过程中,对二王一脉的延续和继承功不可没。邢侗在书学思想上还鲜明的反对“奇”的观点。“奇生怪,怪生无常,是产祸也。”邢侗把“二王”做为最高楷模,在他认为除了“二王”以外的其它书风都是无稽之谈。在对王宠、祝允明等人进行评价时,可以看出邢侗对“奇”的观点是十分厌恶的,所以邢侗主张出规入距,并且重视“古法”,这应是临摹古代书帖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但历史证明,我们的视野不能被一位书家,一种风格所拘束,而邢侗专攻二王,可以说即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
董其昌与邢侗完全不同,董其昌一生中的书学思想较多,对后世书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一著名的书学理论就是出自于董其昌,董其昌书学思想的核心便是“以禅喻书论”,这一理论中又包含三种不同的书学思想,它们分别是“淡说”、“顿悟说”、“熟后求生说”。其中董其昌对“淡”是十分推崇的。他以“淡古”反对“取态”,以“简淡”反对“姿媚”,用“平淡”反对“狂怪怒张”,他认为“淡”是万物生灵的本性,是自然的,天真烂漫的,想要达到“淡”的境界,就不能被名誉或利益所环绕,它展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表现。同时,他还反对赵孟頫的“书法以用笔为上”的“结字”论,并在晚年提出“书含宫商”“书生于情,情出于书”论。[2]从他众多的书学理论中不难看出,其理论的针对性与包容性是较强的,可以说是众多书法理论者中的佼佼者。
“北邢南董”对后世的影响呈现出“董书渐扬,邢书渐寂”的一个趋势,明代之后,邢侗的书法及其地位都呈现出逐渐落寞的态势,而董其昌的传世作品和书法地位却在不同程度的逐渐上升,导致这一想象的出现包括以下几种原因。[3]
第一,传世作品。纵观各历朝历代书家的流传作品,凡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家,其传世作品必然较多且广为临摹、效仿,例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均是如此。邢侗与董其昌二人在传世作品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也是邢侗书法逐渐落寞的原因之一,邢侗的传世墨迹仅30余幅,刻帖十多种,邢侗传世作品少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后人对他书法的临摹与学习是十分有限的,而董其昌则不同,作为集古之大成者,其书写作品众多,并广为流传,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二人在传世作品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传世作品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个人的书家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藝术环境。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法沿袭的环境,时代艺术活动的广度与高度都是通过当时的艺术环境来体现。例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本就出身书法世家,后又师从于卫夫人,原本就扎根于“肥沃”的艺术环境中,再加上周围人对他的极力推捧,最终成为引领书法潮流的一代宗师。董其昌所处的艺术环境是比较占优势的,而邢侗是处于劣势的。董其昌身居华亭,此地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来往的有名书家及贤友志士较多,对其书法的交流与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邢侗则身居在临邑,一个地方小镇,文人名士基本很少来到此地,更不要说书家的交流与学习。除此之外,二人寿命的长短也决定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力。邢侗只活到62岁,此时其书法还没有真正成熟,而董其昌则活到82岁,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自己在书法方面的不足,在寿命方面决定了二人在艺术成就方面的差距。
第三,书法创作。一个书家对后世影响有多远取决于书家是否具有自己鲜明的个人书风。在书法创作方面,邢侗是远远赶不上董其昌的,邢侗几乎一生都在临摹二王书法,虽最终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在晚年时期也有书法创作,但在书法创作方面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寿命有关,导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而董其昌博采众长,并运用独特的个性自成一家,在晚明时期的其他书家还有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他们在书法创作上具有独特且稳定的艺术风格,他们别具一格的书法与他们的书法创作有紧密关系。
第四,书法理论著作。书法理论的出现最早应该是在宋代,创作的短缺同样影响着理论著作的多少,实践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论为支撑的实践,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邢侗在理论建树上是缺乏支撑的。对于邢侗的研究,只有一部《来禽馆集》,里面少量的书法文字体现了他的书法观,邢侗书法后来很少有人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理论的支撑。而董其昌不同,他的“南北宗派论”与“以禅喻书论”成为其重要的书学理论,邢侗与董其昌的众多书法理论著述相比较是非常不利于邢侗书家地位的确立。
邢侗作为与董其昌齐名的一位书家,却没能与董其昌一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环境、历史、个人主观因素等,但我们不能因邢侗的一些缺点而忽略了其优点,在整体来说,邢侗对于书法研究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丽颖. 邢侗的书法实践对当今书坛的意义[D].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薛永年. 谢朝华而启夕秀——董其昌的书法理论与实践[D]. 美术研究, 1992.
[3]刘 昆. 由“北邢南董”到身后寂寥——试析邢侗书史地位变迁的原因[D].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关键词:北邢南董;书学思想;影响
邢侗与董其昌在书学思想方面存在着异同。拥有书学思想,再写得一手优秀的好字,才能称得上书法家,然而不懂思想理论,只是单纯地临摹与创作只能称为一名书匠。不同的是他们二人的书法思想内容存在着差异,邢侗与董其昌寿命的长短影响了他们书法思想与理论留存世上的多少,比较来说是邢侗逊于董其昌,下面具体分析二人的书学思想。
在书学思想上,邢侗与董其昌比较是没有优势的,邢侗基本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他的一些理论仅散见在他写给亲人或朋友的一些书信中。通过整理可简单概括其书学主张为“规模肖像”、“书追钟王,一波不苟作”,临写“二王”得其“形”、“神”,辟除陋习,回归魏晋古法,大量的临二王帖以及将二王临作放大为条屏的大胆开创之举,恰恰在那个时代成就了邢侗不同于其他书家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后人学习并研究他的主要原因。所以,邢侗的书风正好吻合了人们长期培养起来的审美习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他的书学主张准确地反映到书法实践中,其书法主要是临摹二王为主,他对二王书法的临摹达到一丝不苟、十分精确的地步,这在当时或是如今也是很少有人可以做到的。[1]特别是邢侗倾尽所有,在宣扬和复制《来禽馆帖》过程中,对二王一脉的延续和继承功不可没。邢侗在书学思想上还鲜明的反对“奇”的观点。“奇生怪,怪生无常,是产祸也。”邢侗把“二王”做为最高楷模,在他认为除了“二王”以外的其它书风都是无稽之谈。在对王宠、祝允明等人进行评价时,可以看出邢侗对“奇”的观点是十分厌恶的,所以邢侗主张出规入距,并且重视“古法”,这应是临摹古代书帖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但历史证明,我们的视野不能被一位书家,一种风格所拘束,而邢侗专攻二王,可以说即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
董其昌与邢侗完全不同,董其昌一生中的书学思想较多,对后世书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一著名的书学理论就是出自于董其昌,董其昌书学思想的核心便是“以禅喻书论”,这一理论中又包含三种不同的书学思想,它们分别是“淡说”、“顿悟说”、“熟后求生说”。其中董其昌对“淡”是十分推崇的。他以“淡古”反对“取态”,以“简淡”反对“姿媚”,用“平淡”反对“狂怪怒张”,他认为“淡”是万物生灵的本性,是自然的,天真烂漫的,想要达到“淡”的境界,就不能被名誉或利益所环绕,它展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表现。同时,他还反对赵孟頫的“书法以用笔为上”的“结字”论,并在晚年提出“书含宫商”“书生于情,情出于书”论。[2]从他众多的书学理论中不难看出,其理论的针对性与包容性是较强的,可以说是众多书法理论者中的佼佼者。
“北邢南董”对后世的影响呈现出“董书渐扬,邢书渐寂”的一个趋势,明代之后,邢侗的书法及其地位都呈现出逐渐落寞的态势,而董其昌的传世作品和书法地位却在不同程度的逐渐上升,导致这一想象的出现包括以下几种原因。[3]
第一,传世作品。纵观各历朝历代书家的流传作品,凡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书家,其传世作品必然较多且广为临摹、效仿,例如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均是如此。邢侗与董其昌二人在传世作品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也是邢侗书法逐渐落寞的原因之一,邢侗的传世墨迹仅30余幅,刻帖十多种,邢侗传世作品少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后人对他书法的临摹与学习是十分有限的,而董其昌则不同,作为集古之大成者,其书写作品众多,并广为流传,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二人在传世作品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传世作品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个人的书家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藝术环境。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法沿袭的环境,时代艺术活动的广度与高度都是通过当时的艺术环境来体现。例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本就出身书法世家,后又师从于卫夫人,原本就扎根于“肥沃”的艺术环境中,再加上周围人对他的极力推捧,最终成为引领书法潮流的一代宗师。董其昌所处的艺术环境是比较占优势的,而邢侗是处于劣势的。董其昌身居华亭,此地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来往的有名书家及贤友志士较多,对其书法的交流与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邢侗则身居在临邑,一个地方小镇,文人名士基本很少来到此地,更不要说书家的交流与学习。除此之外,二人寿命的长短也决定了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力。邢侗只活到62岁,此时其书法还没有真正成熟,而董其昌则活到82岁,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自己在书法方面的不足,在寿命方面决定了二人在艺术成就方面的差距。
第三,书法创作。一个书家对后世影响有多远取决于书家是否具有自己鲜明的个人书风。在书法创作方面,邢侗是远远赶不上董其昌的,邢侗几乎一生都在临摹二王书法,虽最终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在晚年时期也有书法创作,但在书法创作方面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寿命有关,导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而董其昌博采众长,并运用独特的个性自成一家,在晚明时期的其他书家还有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他们在书法创作上具有独特且稳定的艺术风格,他们别具一格的书法与他们的书法创作有紧密关系。
第四,书法理论著作。书法理论的出现最早应该是在宋代,创作的短缺同样影响着理论著作的多少,实践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论为支撑的实践,往往只是昙花一现,邢侗在理论建树上是缺乏支撑的。对于邢侗的研究,只有一部《来禽馆集》,里面少量的书法文字体现了他的书法观,邢侗书法后来很少有人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理论的支撑。而董其昌不同,他的“南北宗派论”与“以禅喻书论”成为其重要的书学理论,邢侗与董其昌的众多书法理论著述相比较是非常不利于邢侗书家地位的确立。
邢侗作为与董其昌齐名的一位书家,却没能与董其昌一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环境、历史、个人主观因素等,但我们不能因邢侗的一些缺点而忽略了其优点,在整体来说,邢侗对于书法研究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丽颖. 邢侗的书法实践对当今书坛的意义[D].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薛永年. 谢朝华而启夕秀——董其昌的书法理论与实践[D]. 美术研究, 1992.
[3]刘 昆. 由“北邢南董”到身后寂寥——试析邢侗书史地位变迁的原因[D].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