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
　　王淦昌是江苏常熟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出来，用来资助军队打鬼子，而自己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1961年的一天，他在莫斯科约见了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掏出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累的14万卢布（约合人民币近3万元），请刘大使转交给饱受自然灾害的祖国人民。刘大使不收，他动情地说：“游子在外，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给家中父母用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眼看着国家遇到困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意吗？”听到他掷地有声的话，刘大使只得收下。解放后，王淦昌先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后来中央调他去研制两弹一星，他就成了隐姓埋名的科学家，长期无法与家人相见。但他毅然决然服从祖国的需要。当时，他写下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核研究之中。经过王淦昌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也上了天，王淦昌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
　　舍小家，为大家，是人生应有之义。王淦昌堪为有优秀家国情怀的楷模。
　　苏州潘家拥有两只鼎：大盂鼎与大克鼎。潘祖年临死前对妻子潘达于说：“这两只鼎是国宝，你一定要守护好，千万不可视人。”抗战期间，日军进犯苏州，苏州人纷纷逃离家园。逃出城的潘达于想到家中两只鼎还没稳妥地藏好，又匆忙返回家中。此时日军飞机炸毁了苏州电厂，在黑暗中她借助从屋顶射进来的月光，在房里挖了个大坑，用木箱装好两鼎，放进坑里埋好，然后把坑填实，上面修饰得完好如初。日久天长，因木箱腐烂，地面凹了下去，她又把鼎取出，放进一间人不常去的屋里，上面堆满了破烂，使人想不到这里会藏有宝物。解放之初，潘达于把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献给了上海博物馆。该馆举行隆重仪式，给潘达于颁发了奖状，也奖了一笔钱。潘达于只接受了奖状，却把奖金退了回去。有一次，潘达于带孙子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当孙子看到大克鼎是他家捐献的时，就问奶奶：“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家里？”潘奶奶就说：“放在这里，一是安全，我们放心;二是大家都能看到，值！”
　　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做到了这一点，当是贤达之人。潘达于舍命保护国宝，又自愿将其献给国家，她杰出的爱国良行，永载史册。
　　李淑芳，辽宁沈阳人。她原是位女企业家。有一次，女儿劝她，年纪大了，也该悠着点了。李淑芳于是决定带领全家人出国旅游。在埃及游玩时，突遇武装暴乱，他们下榻的酒店极不安全，日夜都能听到猛烈的枪炮声，人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人写下遗书留给国内亲人。正当他们感到无助时，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派员来劝慰他們不要害怕，祖国已派飞机专门接他们回国。李淑芳与儿媳先回到沈阳家中。这年春节的清晨，李淑芳与儿媳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心里格外激动，她想：“我该给国家做点事。”回家后，李淑芳就把自己准备买房的400万元义无反顾地捐出来，成立了辽宁省国防教育基金会，她要让全省人民更多更好地接受国防教育与爱国教育，树立牢固的爱国思想，并有始终不渝的爱国之行。
　　爱国是最高的美德，李淑芳用买房的巨款设立辽宁省国防教育基金会，播撒爱国思想，实在可敬可赞。
　　家很小，让每个人日日牵系;国很大，滋育代代炎黄子孙。正如《国家》的歌中唱道：“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应永远刻在我们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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