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会停下来，看欧洲各国为游客开放的宪兵换岗仪式。但今天在皇家大道上吃早饭时，透过落地玻璃往外张望，爱丁堡市政厅前、亚当·史密斯雕像下围满了人，许多人胸前别着小红罂粟花，还有一身军装贝雷帽苏格兰格子裙的老兵，他们胸前都挂着一排勋章，头发花白，来赴一年一度的聚会。我离开咖啡奶油香浓温暖的室内，随着众人走出去。市政厅拱门内侧列着一战中阵亡的士兵之名，还铭刻着布鲁克的诗句“我们会记得他们”。一战对不列颠留下的伤痕至深，在再小的村庄里都能找到阵亡烈士的纪念碑。
　　军队各连各自竖起大旗，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在深秋晨风中冷冷地闪光，亚当·史密斯抿嘴俯视。11点，众人自觉静默2分钟。93年前这一天的上午11点，盟军与德军签署停战协议，一战宣告完结。对于前线英军其时深痛的突然释放，我只能在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小说《鸟鸣》里碰触到一点皮毛而已。身旁的朋友，他祖父在最残酷的一次战役中上过前线，每年一战纪念日他都不忘在胸前别上小红罂粟，在寒风中赶来“晨祷”。国殇日，痛苦至深的一战前，英国士兵“为不列颠的荣耀而战”上战场，但一切结束后，幸存者与英国民众一起，拖着千疮百孔的身心，心中有些什么早已逆转了过来。
　　静默里，只有小红花在轻微地动。自1919年开始，不列颠合众国每年都在此日追思在一战中献身的将士们。“红罂粟”的意象来自一位陆军中尉、加拿大人约翰·麦克雷1915年写的诗篇《在弗兰德斯原野上》。同年12月，该诗发表于伦敦《Punch》杂志，一夜间在英国家喻户晓。红罂粟，从此成为遍洒战场的热血之象征。
　　在1921年的“停战纪念日”前夕，由退伍军人组成的“英国军团”率先开设制作红罂粟花的作坊，每年都有几十万志愿者走上各地街头分发小红花，募捐所得都用于救济生活困难的退伍和伤残军人及家属。但小红花在去年也差点制造过外交事故，英国首相卡梅伦去年11月来京访问，胸前别着这一点红，引起了多人对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联想。不过无论从生物学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去看，此罂粟皆非彼罂粟。
　　苏格兰风笛突然而起锐利一记划破。就算我在爱丁堡城堡下、老城街角处恒常忽略过了多少次，也无法抵挡这一记的直击中枢。音乐，一首接一首在念记。《最后的岗位》（The Last Post），小号摘去了号身吹响，曲调悠远惆怅，我身旁的友人说，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旧时士兵连里以号发布作息信号，一日当中最后的岗位当是睡眠。此时奏响，便是献给烈士们的安魂曲。《斯盖船歌》（Skye Boat Song），叙说18世纪一位赫勒克勒斯式的苏格兰国王流亡故事。他原本应继位为不列颠国王，但遭暗算而郁郁终身。其子想实现父亲未竟大业，重蹈覆辙，于1745年被击败，而乘船流亡到斯盖岛上，为一妇人相救。从此乔装隐居百姓家。在纪念将士阵亡日选奏这一曲，壮志未酬之意让人心中戚戚。
　　爱丁堡在二战后创始了“振奋人类精神”的爱丁堡艺术节。但每个夏季时堵满整条皇家大道的轻盈、欢腾和避世，此时取而代之以怀缅。沉重并非人人可堪。西装骨骨赶来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们，也只是其中一拨信教者那样，因为记得，因为惦念，才步入教堂。今时，不远处马路上的车流一样在行进，附近咖啡馆门外有不收敛的玻璃杯碰撞声。身旁一对年轻夫妇手中的婴儿车里，小卷毛抓着手中的毡帽在哭闹，她只关心帽子戴上是不是舒适。耳边叫破了嗓子、惊动起情绪的口令声声慢，于那位小女婴和一茬茬新生起来的人类而言，是远如嵌于14世纪陈迹中的星辰了。
　　仪式过程中，太阳一直微薄。在各排各连的大旗放下之前，终于照耀。队列分散去绿色贝雷帽，现役迷彩服，小兵们松动着快僵硬的骨骼，很快各自散去。可穿着格子裙的老兵们聚到一起，问候最近日子可好，围拢着很多的聚散。一位名叫约翰·迪戈南，是皇家苏格兰兵团的老战士，胸前挂着四枚勋章，其中一枚蓝勋章，示意他曾上过美朝战役的前线。提起来，老约翰腰杆立即挺得笔直，说起当年，脸上没有一处线条在动，却又没有一处是静止的。
　　苏格兰的爱国荣耀感在电影《勇敢的心》里使劲地被渲染，让热血将要奔流时，常要停顿并疑问。但苏格兰人在爱国心下呈现的傲骨，这个早上终以真诚的面目摆在了我面前。让我回到咖啡与奶油香溢满的温暖室内之前，夹在人群中由衷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