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密切。国富与民富需同步。国富民穷或国穷民富都不能持续。国富民穷，国富就失去了意义。国穷民富，民富也难有保障。
　　 在某个特殊的阶段，国家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财税体制改革。改革所确立起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扭转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格局，也为国家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财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收入也是事实。
　　
　　 问题也随之而来。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与持续超预算增长，也将“财政收入”问题摆上了台面。在民主社会中，人民对直观数据反应敏感。政府收入增速比国民快，最初还能以恢复性增长予以解释，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解释的说服力逐步削弱，也越来越难以为国民所认同。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亟待调整。
　　 应该说明的是，1998年以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快，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对政府收入增加速度较快的疑问。
　　
　　 国民是个整体。政府收入增速超过的自然不是所有国民。国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要消除国民对政府收入增速的疑惑，必须重塑收入流动性机制，打通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流动的通道。
　　 降低政府收入份额，需要加大减税力度。中国已实行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但这还不够。现阶段中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与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关系密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收入的取得，只看是否有生产和交易活动，而不管各经济主体是否盈利。中国亟待制订一揽子减税计划，调整税制结构，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提供更大空间。中国可在每年年末根据税收收入超收情况推出具体的退税计划，以控制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保持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协调增长。
　　
　　 减税必然减少政府可支配财力，这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压缩财政支出规模，改善支出结构，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某些种类的财政支出只是在短期内有效，相关支出政策就应只在短期内实行，到期就停止。支出效率偏低的某类支出，则应取消。如各地对部分上市公司的补贴，名义上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如果一家上市公司长期要依靠财政“输血”才能“盈利”，那么这种吊诡的事恐非市场经济所需。
　　 “三公经费”支出可压缩的要尽可能压缩。公务招待还在争论上什么酒，说明此处经费压缩还有很大空间。
　　
　　 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可降低财政收入压力。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预算层面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否就会因此得到根本性提高？如果年终教育部门和各学校仍然要忙于赶进度花钱，那么对4%进行适当调整也不是不可行。世界潮流早已超越此等法定支出规定的阶段，而进入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段。想想也是，教育乃百年大计，多花钱是应该的。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防是和平的保证，外交经费不足，利比亚撤侨能做到吗？
　　 收入分配问题不在于国民能否接受收入差距，而在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的缺失上。收入来源正当所形成的财富，国民早已能够接受，且充满尊重。但是，国民不能接受因垄断或钻政策空子或靠违法违规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因此，关键是采取措施，直面垄断和违法违规行为，为国民创造财富打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使得中低收入者有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财富持续增长，使得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不见得就一定要靠政府。国民收入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赚的是低端的钱，在工资收入上的体现自然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相对偏慢。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逐步进入短缺时代，随着“中国制造”逐步转向“中国创造”，国民收入也会随之增长，并可能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