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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毒式”蔓延的《中国好声音》，标新立异，打破本土一贯的娱乐手法，大获成功，这仅仅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娱乐”盛宴，亦或是标志着媒体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本文以此疑问为基础，在思考媒体的娱乐化对受众日常社会生活的介入影响之外，更反思整个媒体行业的娱乐化倾向对社会精神指向的侵染。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媒体 娱乐化
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难以辩驳且非常重要的预言：公共话语只能诉诸于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成为文化精神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毫无怨言，无声无息，乐在其中的成为娱乐的附属物，便也就预示着合理化娱乐时代的正式到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制造了一幅皆大欢喜的生动图景，供受众观赏、回味，而媒体对后好声音时代的舆论总动员，更是不遗余力，马不停蹄。此情此景，脑海中就不由得会联想到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的忧虑：人们会渐渐的崇拜那些使其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①。
《中国好声音》以区别于以往所熟知的音乐选秀形式，火热了2012年夏季的娱乐舞台，它的急速蹿红所引发的舆论争议，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娱乐的时代？
为娱乐买单——我愿意
我们的媒体正在进行着与之前美国同样的实验：让人们投身到电视插头所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当中去。既然“魔弹理论”的叙述方式已经让受众觉得过于赤裸，那我们就借“有限效果理论”的手，让大众为媒体投资生产的娱乐内容买单。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模式购自全球热播的另一个娱乐原版《the voice of Holland》，其中，突破传统选秀节目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的盲选阶段，让观众自认为置身于一个真正以“好声音”为选择标准的正义舞台，并且，节目的整个比赛过程中将其盲选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加上巨额的资金投入，四位背对参赛者，面对观众，来自不同音乐风格和领域的评选导师，高识别度的V型logo，环形的观众舞台，亮丽的灯光，重复播放，充斥网络媒体页面中心位置的宣传画面……，视觉盛宴的一波未平，听觉冲击的一波又起，让大众忙着欣赏，忙着感受，忙着欢呼，只觉得内心的各种希望和理想，随着舞台上歌手的演唱和评委的配合点评，也开始骚动不安，仿佛自己的理想和梦想也即将实现，成功也就触手可及。“媒体”成功了，“娱乐”成功了。他们仿佛在高喊着：“你看，他们依旧是我们的‘奴役’”。
媒体为我们创造的娱乐“幻像”，得到了比他们投入的多得多的回报——如果我们被“幻像”满足，回到现实后的思考能力和思考主动性就可能会日渐消沉，一旦媒体停止制造，我们的迷茫和不安就是毒药。
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娱乐化实现
有限效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不能直接改变受众对事物的态度，因为有许多因素对受众做出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以及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群体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可分为：生理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再看《中国好声音》，真的很好的利用了上面的两种理论。现在的人们需要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决定能力，被动的接受者身份，在他们听来并不顺耳，日益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共同点在于：盈利和利润。若明目张胆的以商业模式盈利，定会招致受众对媒体社会责任的追究，针对媒体的讨伐也就开始。然而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许久，媒体通过扮演与受众同甘共苦的知己角色，利用媒体本身的社会资源，好像在千辛万苦的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声嘶力竭的声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疾苦，悄悄的积累了越来越多驻足于台下的围观者，他们热泪盈眶，感激不尽。实际上，台上的呐喊确实与他们无关，现实中面临的困惑依旧存在，没有一直的掌声，也没用一直为你亮着的镁光灯。
《中国好声音》的盲选特色，确实给予了所有的参赛选手起点的公平，我们予以肯定这一点释放出来的正面信息，但转过身来，仍旧是娱乐的时代。背过身，这个舞台不在乎你是否是音乐专业出身，不在乎你是否高矮胖瘦，正常或残疾，美丽、俊俏或姿色平庸无奇，它对这个看中表象的社会在乎的一切外在置若枉然，只要你有梦想、理想，喜欢和热爱歌唱，就可以来参赛，你看，在这里可以得到尊重、认可、自我实现。但转过身，它却在乎你的故事够不够让导师落泪？导师的选择是不是足够具有争议？选手这个或那个的去留是不是足够延续观众的激情？这个舞台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满足了我们所有的内心需求，我们却用了所有剩下的时间回味这种满足带来的虚假“愉悦”，那么真实，那么讽刺。
时代不断变迁，尝试拔掉电源插头的努力归于徒劳，人们一如既往的相信，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朋友，文化的一部分，总会带我们进入理想的天堂。那游戏的结果呢？
欢乐的监狱
谈论一个众人关注且皆都认为无害的东西，必须要提高嗓门，声严厉色，才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被误解，认为是“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对于监狱这类的东西，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如果置身事外，就必须对里面关上的东西提高警惕，以免被其污染、祸害，如果置身其中，当监狱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就要奋起抵抗。要是还有下面的第三种情况：如果监狱里面充满欢笑，甚至是在监狱以外从未见过的欢乐景象，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一丁点儿关乎痛苦的痕迹和声响，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拿起武器，自我保护？
《中国好声音》以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声势浩大的媒体宣传，独特的节目形式，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引发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其实声音本身是捕捉不定的象征性事物，要评定其“好”声音与否，不是坐在台下的四位娱乐圈名人能够一语定夺，全然成了一个老偶像选择新偶像的测试，区别是，从原来的小教室搬到了大舞台，从只有评委和选手到后来还有了观众，这性质就不同了。即使能够保证节目的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但实际上，在转过身来之后，作为能够影响评委选择的因素已经被选手复制使用了。这个舞台也就形同于标题所比喻的“欢乐的监狱”②明明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却偏偏要标榜励志和正义；明明是一场偶像制造偶像的情景剧，却偏偏让参赛选手和观看者当成是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好在人群之中总还是有那么几个清醒、理智的，没有顺从的只去享受发现了一个没有痛苦只有欢笑的“监狱”的惊喜，明白这还是一个监狱，而这几个仅有的明智之人，却是想着如何利用这点“聪明”，从制造这“欢乐”的人那里得到些好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不聪明了。
结语
如果《中国好声音》仅仅是制造了2012年夏季一场娱乐狂欢的烟雾弹，质疑媒体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未免有点大题小做，问题在于它被定义为“强力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这是否就意味着媒体的娱乐包装并不再局限于包装娱乐本身，而是开始涉足严肃的公共话语领域。对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没有深刻意识的普通大众，因为不能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媒体娱乐化包装的信息所左右和控制。媒体的娱乐化不仅要为大众所警惕，更应该被整个社会及这个社会的媒体所警惕，如若“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一切的公共事务就真的会形同杂耍。□
参考文献
①[英]阿道司·雷纳德·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重庆出版社，2005
②[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媒体 娱乐化
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难以辩驳且非常重要的预言：公共话语只能诉诸于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成为文化精神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毫无怨言，无声无息，乐在其中的成为娱乐的附属物，便也就预示着合理化娱乐时代的正式到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制造了一幅皆大欢喜的生动图景，供受众观赏、回味，而媒体对后好声音时代的舆论总动员，更是不遗余力，马不停蹄。此情此景，脑海中就不由得会联想到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的忧虑：人们会渐渐的崇拜那些使其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①。
《中国好声音》以区别于以往所熟知的音乐选秀形式，火热了2012年夏季的娱乐舞台，它的急速蹿红所引发的舆论争议，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娱乐的时代？
为娱乐买单——我愿意
我们的媒体正在进行着与之前美国同样的实验：让人们投身到电视插头所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当中去。既然“魔弹理论”的叙述方式已经让受众觉得过于赤裸，那我们就借“有限效果理论”的手，让大众为媒体投资生产的娱乐内容买单。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模式购自全球热播的另一个娱乐原版《the voice of Holland》，其中，突破传统选秀节目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的盲选阶段，让观众自认为置身于一个真正以“好声音”为选择标准的正义舞台，并且，节目的整个比赛过程中将其盲选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加上巨额的资金投入，四位背对参赛者，面对观众，来自不同音乐风格和领域的评选导师，高识别度的V型logo，环形的观众舞台，亮丽的灯光，重复播放，充斥网络媒体页面中心位置的宣传画面……，视觉盛宴的一波未平，听觉冲击的一波又起，让大众忙着欣赏，忙着感受，忙着欢呼，只觉得内心的各种希望和理想，随着舞台上歌手的演唱和评委的配合点评，也开始骚动不安，仿佛自己的理想和梦想也即将实现，成功也就触手可及。“媒体”成功了，“娱乐”成功了。他们仿佛在高喊着：“你看，他们依旧是我们的‘奴役’”。
媒体为我们创造的娱乐“幻像”，得到了比他们投入的多得多的回报——如果我们被“幻像”满足，回到现实后的思考能力和思考主动性就可能会日渐消沉，一旦媒体停止制造，我们的迷茫和不安就是毒药。
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娱乐化实现
有限效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不能直接改变受众对事物的态度，因为有许多因素对受众做出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以及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群体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可分为：生理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再看《中国好声音》，真的很好的利用了上面的两种理论。现在的人们需要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决定能力，被动的接受者身份，在他们听来并不顺耳，日益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共同点在于：盈利和利润。若明目张胆的以商业模式盈利，定会招致受众对媒体社会责任的追究，针对媒体的讨伐也就开始。然而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许久，媒体通过扮演与受众同甘共苦的知己角色，利用媒体本身的社会资源，好像在千辛万苦的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声嘶力竭的声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疾苦，悄悄的积累了越来越多驻足于台下的围观者，他们热泪盈眶，感激不尽。实际上，台上的呐喊确实与他们无关，现实中面临的困惑依旧存在，没有一直的掌声，也没用一直为你亮着的镁光灯。
《中国好声音》的盲选特色，确实给予了所有的参赛选手起点的公平，我们予以肯定这一点释放出来的正面信息，但转过身来，仍旧是娱乐的时代。背过身，这个舞台不在乎你是否是音乐专业出身，不在乎你是否高矮胖瘦，正常或残疾，美丽、俊俏或姿色平庸无奇，它对这个看中表象的社会在乎的一切外在置若枉然，只要你有梦想、理想，喜欢和热爱歌唱，就可以来参赛，你看，在这里可以得到尊重、认可、自我实现。但转过身，它却在乎你的故事够不够让导师落泪？导师的选择是不是足够具有争议？选手这个或那个的去留是不是足够延续观众的激情？这个舞台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满足了我们所有的内心需求，我们却用了所有剩下的时间回味这种满足带来的虚假“愉悦”，那么真实，那么讽刺。
时代不断变迁，尝试拔掉电源插头的努力归于徒劳，人们一如既往的相信，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朋友，文化的一部分，总会带我们进入理想的天堂。那游戏的结果呢？
欢乐的监狱
谈论一个众人关注且皆都认为无害的东西，必须要提高嗓门，声严厉色，才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被误解，认为是“悲观主义者”、“杞人忧天”。对于监狱这类的东西，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如果置身事外，就必须对里面关上的东西提高警惕，以免被其污染、祸害，如果置身其中，当监狱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就要奋起抵抗。要是还有下面的第三种情况：如果监狱里面充满欢笑，甚至是在监狱以外从未见过的欢乐景象，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一丁点儿关乎痛苦的痕迹和声响，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拿起武器，自我保护？
《中国好声音》以病毒式的传播速度，声势浩大的媒体宣传，独特的节目形式，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引发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其实声音本身是捕捉不定的象征性事物，要评定其“好”声音与否，不是坐在台下的四位娱乐圈名人能够一语定夺，全然成了一个老偶像选择新偶像的测试，区别是，从原来的小教室搬到了大舞台，从只有评委和选手到后来还有了观众，这性质就不同了。即使能够保证节目的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但实际上，在转过身来之后，作为能够影响评委选择的因素已经被选手复制使用了。这个舞台也就形同于标题所比喻的“欢乐的监狱”②明明是一场娱乐的盛宴，却偏偏要标榜励志和正义；明明是一场偶像制造偶像的情景剧，却偏偏让参赛选手和观看者当成是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好在人群之中总还是有那么几个清醒、理智的，没有顺从的只去享受发现了一个没有痛苦只有欢笑的“监狱”的惊喜，明白这还是一个监狱，而这几个仅有的明智之人，却是想着如何利用这点“聪明”，从制造这“欢乐”的人那里得到些好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不聪明了。
结语
如果《中国好声音》仅仅是制造了2012年夏季一场娱乐狂欢的烟雾弹，质疑媒体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未免有点大题小做，问题在于它被定义为“强力打造的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这是否就意味着媒体的娱乐包装并不再局限于包装娱乐本身，而是开始涉足严肃的公共话语领域。对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没有深刻意识的普通大众，因为不能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媒体娱乐化包装的信息所左右和控制。媒体的娱乐化不仅要为大众所警惕，更应该被整个社会及这个社会的媒体所警惕，如若“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一切的公共事务就真的会形同杂耍。□
参考文献
①[英]阿道司·雷纳德·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重庆出版社，2005
②[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