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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7年5月初，我当时所在的中央高教部机关同
北京各单位一样，经过领导层层动员，支部纷纷保证，
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整风运动，并
很快由学习文件进入了展开批评和辩论的阶段。那时
我是高教部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秘
书室、参事室、图书馆整风小组组长。提意见一开始
时，组内发言便十分踊跃。不少党内外同志对一些党
员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部分党员的优越感(包括对我)脱离群众的作风提
出了中肯的意见，使党员普遍受到震动，觉得这次整
风确有必要。与此同时，不少青年知识分子还对社会
主义民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我国无产
阶级专政不如西方多党制民主，有的则反对此看法，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认为部里知识分子提出的
问题带有普遍性，决定利用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
问题。会上，我经过精心准备作了一次较长篇的发言。
大意是：西方的多党制民主表面上“全民”投票、轰轰
烈烈，实际上是不同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争夺，
普通劳动人民只有在垄断集团(或其代理人)之间选
择的权利。例如美国的两党制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国
的民主制度由于建国不久虽然还很不健全，但它却是
由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不论是党的代表或全国人大代表，都是由基层层
层筛选上来的；它的代表性与西方民主的代表性不可
同日而语……其间我还穿插了许多实际的例子。这个
发言赢得了同志们的好评，就连几个原来对此认识模
糊的青年同志也表示受到启发。
但整风内容却很快随着5月中旬办公厅图书馆
馆长葛某的一篇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发生了质的变
化。此人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一向对党怀有不满情绪，
这次乘机大加发泄，说了许多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话。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无是处，甚至不如国民
党，把建国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就明显地
把他自己推到了与广大人民敌对的立场上，理所当然
地引起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站
起来予以严厉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公厅参
事室的一位非党参事卿汝楫，在没有任何人动员他的
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发言。此人曾在
蒋政府任职多年。他列举了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政
客间勾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
夺，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僚乘接收敌伪财产之
际如何大肆中饱私囊，以致弄得国统区物价一日数
涨，币值一贬再贬，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种种事实，
有力地驳斥了葛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还说：
看事物要从本质上看，共产党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
的，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
上来说，共产党是“立党为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为全国广大群众谋利益
的，这与国民党的“立党为私”、腐败透顶怎可同日而
语?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发言
有理有据，就更有其价值，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党内党外的知识界，只要是
一个正直人士，就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能坚持真
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葛某之所以不早
不晚选择此时发言，是与当时社会上的大气候分不开
的。那些日子，报上诸如“反对党天下”，“反对马列主
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反对外行
领导内行”，“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教授治校”以
及葛佩琦、林希翎等在校园内大肆鼓吹西方民主，抨
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演说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其人数
虽不多，但能量却不小。其核心和要害在我看来就是
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要西方民主，要资本
主义。以至使整风运动脱离了帮助党改进作风的宗
旨，有的甚至公然违背了国家宪法，致使人民内部矛
盾演化成敌我矛盾。由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主要来自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我身处中央高教部机
关，更感受到极大的冲击。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
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
愤。纷纷磨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
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
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
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
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
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象从憋闷
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
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在社论发表后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反击问题。
会上一致决定以葛某的反动言论为话靶，举行了一系
列大型批判会。这时原来一些批评党不民主、不自由，
对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作风有较大意见的同志，
也都纷纷转入对葛某的批判，迅速形成了强大的一边
倒的形势。批判的重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一)
建国以来，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哪些重大成
就，国民党统治中国多年又做了些什么?(二)共产党
与国民党有哪些本质的不同?(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为什么机关、学校、企业等等都离不开共产党
的领导?(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
民经过百年斗争才获得的真理。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
行资本主义?(五)共产党并不讳言自己有缺点错误，
所以才决心开门整风，目的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好。
少数人唯恐天下不乱，妄想浑水摸鱼取而代之，应不
应该受到严厉的反击?(六)如果不反击右派的猖狂进
攻，中国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等。办公厅各小组根据这
些问题，分头准备。不少人作了系统有分量的发言，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群众性的自
我社会主义教育和党课教育。通过批判，有力地打击
了敌人，提高了自己。这时的葛某才发觉自己已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是何等的孤立；顿时萎缩
了下来，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前些天那种慷慨激昂、
声色俱厉、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顷刻一扫而光，只
有低头认罪的份儿。
二
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迟至6月上旬才正式发动对
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呢?后来读到《人民日报》7月1
日发表的由毛主席亲自执笔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
级方向应当批判》，才知道毛主席、党中央从这些论辩
中已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
不可避免的。认为只有在一个时期不登或少登正面意
见，不予回击，才能使群众看清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
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
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社论还说：“有人说，这是阴
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
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
土，才便于锄掉”。果然不出中央所料，一场规模宏大
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
了。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前，占人口极少数的右
派分子纷纷落马，一个个败下阵来，一些不明真相，为
右派言论所暂时蒙蔽的党内外干部，也先后擦亮了眼
睛，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投入了战斗。共产党未动一兵
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内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
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
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
接着，中央下达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指示(原
文我未看到，只听了传达)。在中央高教部办公厅，葛
某被一致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对葛某这样的
人，给他戴顶右派帽子，压压他的“威风”是必要的。高
教部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还有一位党外副部长等。我
至今认为，当时社会上这类人虽属极少数，但他们大
都有地位、有文化、有能量。如果不给他们政治上施加
压力，任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
化，那还讲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呢!
三
事情如果仅仅到此为止，反右斗争也就不至于过
分扩大化了。但是紧接着党中央发下了5％的指标(未
见文件，只听传达)，即各单位每百人中大体有5个右
派分子的估计(原来听说大体占1％，后来不知为何扩
大了)。哪个单位如果认为没有这么多右派，就会被视
为“右倾”。在这种形势下，高教部的几位党员司长、处
长因对党的缺点批评比较尖锐或言词夸大，以及一些
在“大气候”下跟着社会上的右派喊叫党不民主，不自
由之类的言论的青年人也相继被划为右派分子。具体
到办公厅单位，在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名单时，对某副
部长的党员秘书王某是否应划为右派的问题，引起了
争论。赞成划他为右派的人，认为他已丧失了共产党
员的基本条件，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对党进行了
恶毒攻击；不赞成的人，则认为他毕竟年轻，对党的缺
点批评时犯了夸大、偏激的错误，应该仍属于认识问
题，经过教育帮助是可以改正的。我当时属于后一种
认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这人也够不上右派，那
人也够不上右派，如何能达到5％的指标呢?最后无
奈，领导小组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将王某等两人定
为右派。不过我总认为他们与葛某不属于一类的人。
当时中央高教部约有600人，按比例，在这么一个知
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单位，应划右派分子30人左右，最
后大约划了20人，另有10余人是内定“中右”分子。
总算勉强达到了上级要求。
高教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在1958年大都被赶
出了北京，在东北某地农场劳教；被内定为“中右”的
人(即有错误言论、家庭、历史情况又较复杂的)，也大
都调离北京到边远地区工作。对于葛某之类的人我不
抱同情，但对有些党员司、处长和青年党员，我还是有
一定程度同情的。记得那时办公厅的一位图书馆员，
她丈夫系党员司长，为人一向比较老实，就因整风中
对某党员领导严重脱离群众提出尖锐意见，被定为右
派，后被远调贵州降职使用。临别时他妻子痛哭流涕，
深感委屈，我竟也难过得眼眶湿润了。其中一些青年
被划为右派分子时还未结婚成家，及至平反后，已是
50多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反右派斗争，在广大党员、干部、工人的积极支持
下，以党的伟大胜利而告终。但后来的事实说明，由于
扩大化确实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因素。即一大批有
能力的知识分子被打了下去，其余的也大都在“舆论
一律”的规范下，噤若寒蝉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
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对国家科学、文化、经济的发
展带来长期不利的影响。据我后来所知，我的安徽大
学同学中就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一个是
和我同去解放区的女同志，会几国语言，颇有才华，反
右中就因为说了一句“在反革命分子中也有比较正直
的人”，在北京农业大学被划成右派。可能学校领导也
觉得当时是为了凑数才这样做的，第二年就给她摘了
帽子，调回了学校。但直到彻底平反前，她却一直戴着
“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单位和同志面前抬不起头
来，影响了她一生才华的发挥。高教部还有一个和我
同从西南文委调来的女同志，文笔极好，就因为与其
未婚夫(被打成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划作“中右”分子
(内定)，下放到基层，直到60多岁还未结婚，抱憾终
身。幸而20余年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果
断地给绝大部分“右派分子”彻底平了反，使他(她)们
中的一些人又焕发了活力，有的还成为国家的栋梁之
材(如朱镕基、钱伟长、费孝通等同志)，这是我们党应
该记取的一次深刻教训。至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为
什么要把右派分子定为5％，可能是由于把右派的势
力估计得太大了。这和后来“文革”中把“走资派”估计
得太多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左”的思想作怪。限于个人
的经历和水平，我在此文中只能将这段时间个人的经
历和感受如实地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人参考，不及
其它。
1957年5月初，我当时所在的中央高教部机关同
北京各单位一样，经过领导层层动员，支部纷纷保证，
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整风运动，并
很快由学习文件进入了展开批评和辩论的阶段。那时
我是高教部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秘
书室、参事室、图书馆整风小组组长。提意见一开始
时，组内发言便十分踊跃。不少党内外同志对一些党
员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部分党员的优越感(包括对我)脱离群众的作风提
出了中肯的意见，使党员普遍受到震动，觉得这次整
风确有必要。与此同时，不少青年知识分子还对社会
主义民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我国无产
阶级专政不如西方多党制民主，有的则反对此看法，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认为部里知识分子提出的
问题带有普遍性，决定利用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
问题。会上，我经过精心准备作了一次较长篇的发言。
大意是：西方的多党制民主表面上“全民”投票、轰轰
烈烈，实际上是不同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争夺，
普通劳动人民只有在垄断集团(或其代理人)之间选
择的权利。例如美国的两党制就是典型的代表。我国
的民主制度由于建国不久虽然还很不健全，但它却是
由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不论是党的代表或全国人大代表，都是由基层层
层筛选上来的；它的代表性与西方民主的代表性不可
同日而语……其间我还穿插了许多实际的例子。这个
发言赢得了同志们的好评，就连几个原来对此认识模
糊的青年同志也表示受到启发。
但整风内容却很快随着5月中旬办公厅图书馆
馆长葛某的一篇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发生了质的变
化。此人是从旧营垒过来的，一向对党怀有不满情绪，
这次乘机大加发泄，说了许多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话。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无是处，甚至不如国民
党，把建国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就明显地
把他自己推到了与广大人民敌对的立场上，理所当然
地引起了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愤怒，不少人自发地站
起来予以严厉反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公厅参
事室的一位非党参事卿汝楫，在没有任何人动员他的
情况下，自发地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发言。此人曾在
蒋政府任职多年。他列举了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政
客间勾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
夺，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各级官僚乘接收敌伪财产之
际如何大肆中饱私囊，以致弄得国统区物价一日数
涨，币值一贬再贬，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种种事实，
有力地驳斥了葛某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还说：
看事物要从本质上看，共产党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
的，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
上来说，共产党是“立党为公”，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为全国广大群众谋利益
的，这与国民党的“立党为私”、腐败透顶怎可同日而
语?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又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发言
有理有据，就更有其价值，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
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党内党外的知识界，只要是
一个正直人士，就能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就能坚持真
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葛某之所以不早
不晚选择此时发言，是与当时社会上的大气候分不开
的。那些日子，报上诸如“反对党天下”，“反对马列主
义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反对外行
领导内行”，“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教授治校”以
及葛佩琦、林希翎等在校园内大肆鼓吹西方民主，抨
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演说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其人数
虽不多，但能量却不小。其核心和要害在我看来就是
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要西方民主，要资本
主义。以至使整风运动脱离了帮助党改进作风的宗
旨，有的甚至公然违背了国家宪法，致使人民内部矛
盾演化成敌我矛盾。由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主要来自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我身处中央高教部机
关，更感受到极大的冲击。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
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
愤。纷纷磨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
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
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
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
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
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象从憋闷
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
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在社论发表后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反击问题。
会上一致决定以葛某的反动言论为话靶，举行了一系
列大型批判会。这时原来一些批评党不民主、不自由，
对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作风有较大意见的同志，
也都纷纷转入对葛某的批判，迅速形成了强大的一边
倒的形势。批判的重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一)
建国以来，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哪些重大成
就，国民党统治中国多年又做了些什么?(二)共产党
与国民党有哪些本质的不同?(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为什么机关、学校、企业等等都离不开共产党
的领导?(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
民经过百年斗争才获得的真理。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
行资本主义?(五)共产党并不讳言自己有缺点错误，
所以才决心开门整风，目的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好。
少数人唯恐天下不乱，妄想浑水摸鱼取而代之，应不
应该受到严厉的反击?(六)如果不反击右派的猖狂进
攻，中国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等。办公厅各小组根据这
些问题，分头准备。不少人作了系统有分量的发言，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群众性的自
我社会主义教育和党课教育。通过批判，有力地打击
了敌人，提高了自己。这时的葛某才发觉自己已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是何等的孤立；顿时萎缩
了下来，再也不敢张牙舞爪了。前些天那种慷慨激昂、
声色俱厉、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顷刻一扫而光，只
有低头认罪的份儿。
二
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迟至6月上旬才正式发动对
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呢?后来读到《人民日报》7月1
日发表的由毛主席亲自执笔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
级方向应当批判》，才知道毛主席、党中央从这些论辩
中已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
不可避免的。认为只有在一个时期不登或少登正面意
见，不予回击，才能使群众看清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
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
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社论还说：“有人说，这是阴
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
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
土，才便于锄掉”。果然不出中央所料，一场规模宏大
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在全国势如破竹地展开
了。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前，占人口极少数的右
派分子纷纷落马，一个个败下阵来，一些不明真相，为
右派言论所暂时蒙蔽的党内外干部，也先后擦亮了眼
睛，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投入了战斗。共产党未动一兵
一卒而在短短几天内就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如果
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能做到这点吗?”事实充分证明，
广大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
接着，中央下达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指示(原
文我未看到，只听了传达)。在中央高教部办公厅，葛
某被一致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对葛某这样的
人，给他戴顶右派帽子，压压他的“威风”是必要的。高
教部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还有一位党外副部长等。我
至今认为，当时社会上这类人虽属极少数，但他们大
都有地位、有文化、有能量。如果不给他们政治上施加
压力，任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
化，那还讲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呢!
三
事情如果仅仅到此为止，反右斗争也就不至于过
分扩大化了。但是紧接着党中央发下了5％的指标(未
见文件，只听传达)，即各单位每百人中大体有5个右
派分子的估计(原来听说大体占1％，后来不知为何扩
大了)。哪个单位如果认为没有这么多右派，就会被视
为“右倾”。在这种形势下，高教部的几位党员司长、处
长因对党的缺点批评比较尖锐或言词夸大，以及一些
在“大气候”下跟着社会上的右派喊叫党不民主，不自
由之类的言论的青年人也相继被划为右派分子。具体
到办公厅单位，在整风领导小组研究名单时，对某副
部长的党员秘书王某是否应划为右派的问题，引起了
争论。赞成划他为右派的人，认为他已丧失了共产党
员的基本条件，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对党进行了
恶毒攻击；不赞成的人，则认为他毕竟年轻，对党的缺
点批评时犯了夸大、偏激的错误，应该仍属于认识问
题，经过教育帮助是可以改正的。我当时属于后一种
认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这人也够不上右派，那
人也够不上右派，如何能达到5％的指标呢?最后无
奈，领导小组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将王某等两人定
为右派。不过我总认为他们与葛某不属于一类的人。
当时中央高教部约有600人，按比例，在这么一个知
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单位，应划右派分子30人左右，最
后大约划了20人，另有10余人是内定“中右”分子。
总算勉强达到了上级要求。
高教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在1958年大都被赶
出了北京，在东北某地农场劳教；被内定为“中右”的
人(即有错误言论、家庭、历史情况又较复杂的)，也大
都调离北京到边远地区工作。对于葛某之类的人我不
抱同情，但对有些党员司、处长和青年党员，我还是有
一定程度同情的。记得那时办公厅的一位图书馆员，
她丈夫系党员司长，为人一向比较老实，就因整风中
对某党员领导严重脱离群众提出尖锐意见，被定为右
派，后被远调贵州降职使用。临别时他妻子痛哭流涕，
深感委屈，我竟也难过得眼眶湿润了。其中一些青年
被划为右派分子时还未结婚成家，及至平反后，已是
50多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反右派斗争，在广大党员、干部、工人的积极支持
下，以党的伟大胜利而告终。但后来的事实说明，由于
扩大化确实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因素。即一大批有
能力的知识分子被打了下去，其余的也大都在“舆论
一律”的规范下，噤若寒蝉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
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对国家科学、文化、经济的发
展带来长期不利的影响。据我后来所知，我的安徽大
学同学中就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一个是
和我同去解放区的女同志，会几国语言，颇有才华，反
右中就因为说了一句“在反革命分子中也有比较正直
的人”，在北京农业大学被划成右派。可能学校领导也
觉得当时是为了凑数才这样做的，第二年就给她摘了
帽子，调回了学校。但直到彻底平反前，她却一直戴着
“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单位和同志面前抬不起头
来，影响了她一生才华的发挥。高教部还有一个和我
同从西南文委调来的女同志，文笔极好，就因为与其
未婚夫(被打成右派)划不清界限，被划作“中右”分子
(内定)，下放到基层，直到60多岁还未结婚，抱憾终
身。幸而20余年后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果
断地给绝大部分“右派分子”彻底平了反，使他(她)们
中的一些人又焕发了活力，有的还成为国家的栋梁之
材(如朱镕基、钱伟长、费孝通等同志)，这是我们党应
该记取的一次深刻教训。至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为
什么要把右派分子定为5％，可能是由于把右派的势
力估计得太大了。这和后来“文革”中把“走资派”估计
得太多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左”的思想作怪。限于个人
的经历和水平，我在此文中只能将这段时间个人的经
历和感受如实地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人参考，不及
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