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2008年岁末，我们即将迎来充满希望的2009年。2009年是中国的俄语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特地采访了跟俄语打了一辈子交道、为我国档案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韩玉梅教授。
　　
　　
　　与韩玉梅老师还未谋面，她爽朗的性格就已印入了我的脑海。电话那头，她声若洪钟，中气十足，全然不像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
　　
　　“偶然”使之跨入了档案大门
　　
　　采访韩老师时，她告诉我，她跨入档案大门纯属“偶然”。1948年革命胜利在望，为了新中国成立后，能立即投入建设，当时只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到先进经验，培养俄语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3月，韩老师从正定华北大学一部被选派到二部外语系学习俄语。进入北京后，转入刚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系继续攻读俄语。1952年初，调到中共中央编译局任翻译。同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曾三同志向编译局要一名党员俄语翻译，韩老师被选中。当时韩老师对档案工作毫无认知，在韩老师掌握的俄语词汇中根本没有“档案”一词。于是她急匆匆地去请教编译局的苏联专家，不料专家一听就连连摆手说：千万别去！档案就是旧纸堆。一旦去了，以后你就泡在旧纸堆了！韩老师一听就急了，一辈子泡在旧纸堆里怎么行！于是她去找曾三同志，要求继续留在编译局。曾三同志和蔼可亲地对韩老师说：档案工作是对党和国家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从事档案工作是大有作为的，档案也绝对不是旧纸堆，那是国家的宝藏!听到这里，韩老师虽然还没明白档案工作的全部含义，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韩老师在1952年-1955年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发扬了“钉子”精神，她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专修班时，既无中国教员，又无自编教材，只有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带来的《苏联档案史》、《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文献公布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别说韩玉梅老师不懂，就连专修班吴宝康主任等都不了解。但是大家知难而上。韩玉梅老师和吕洪宇、苏绣云、孙敏等组成翻译小组，韩玉梅老师任组长。大家放弃了节假日，团结协作，共同努力，边学习边推敲边翻译，遇到疑点难点，及时请教苏联专家，满足了教学需要。韩老师不仅完成了工作任务，掌握了档案专业知识，而且俄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大大提高。
　　韩老师给我讲述了她1987年在前苏联做访问学者的经历。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发出了同中国修好关系的信息。我国做了积极的回应，双方达成了互派访问学者的协议，于是我国陆续派出大批访问者赴苏交流学习。1987年9月，韩老师作为公派访问学者，赴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做了为期半年的学习交流。通常情况下，俄语对访问学者来说都是必修课。但是，虽然韩老师是该学院接待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也从未去过前苏联，却受到免修俄语的待遇。不仅如此，她的俄语水平和档案专业知识令苏联同行震惊，韩老师甚至被误认为是中亚人。他们对韩老师说：“真没想到中国还能够培养出如此高水平的俄语人才，您的档案专业知识甚至超过了我们的专业教师。”
　　为更好地了解前苏联档案情况，这次访问中，韩老师还专门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历史档案馆进行了学术调研。列宁格勒历史档案馆是沙皇时期枢密院所在地，是前苏联中央级档案馆，调研它有利于加深了解前苏联的档案工作。韩老师来苏联的第二个月即1987年10月，便向校方申请到列宁格勒进行学术调研，理由是赶在冰天雪地之前。校方却说访问学者到外地调研一般安排在次年的一月份，因为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很繁琐。像办许可证，要征得接待方的同意，还要安排住处等，这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韩老师据理力争，认为可请学校外事办派员陪同，一起去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和莫斯科内务局办妥一切手续。并提出：为节省调研时间，能否住在历史档案馆的内部招待所。苏方很惊讶，因为这个内部招待所只接待本国的研究者，从不对外国人开放。韩老师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在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访问时，韩老师就注意到她隔壁的两位访客也是学者模样，就与他们攀谈，一问才知道是列宁格勒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得知韩老师是中国人，很高兴，表示愿意为她去列宁格勒档案馆提供帮助。并告诉她，要想真正了解列宁格勒档案馆，最好居住在档案馆的内部招待所，因为这个招待所就在档案馆库房对面。从韩老师对前苏联了解的程度，苏方感受到韩老师的诚意，就破例让她住进了列宁格勒档案馆内部招待所，为韩老师了解档案馆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招待所人员也感到很荣耀，说韩老师是该招待所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客人，是双方友谊的见证人。
　　就这样，韩老师走上了从档案“文盲”到档案学教授的人生之路，在档案教育战线上度过了56个春秋。
　　
　　档案事业发展的铺路石
　　
　　韩玉梅老师自1952年至今，一直从事档案专业的俄语翻译、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她乐于奉献，甘做档案事业发展的铺路石。为了加强我国档案界对外国档案工作的了解，她不仅译著了《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文献编纂学》、《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外国档案法规选编》等书籍，还撰写了《外国档案学术团体介绍》、《苏联档案学术研究观感》、《苏联档案工作考察随笔》、《外国档案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成为沟通中外档案工作的杰出使者。此外，韩老师还写了《国外文件管理若干问题初探》、《 中外进馆前的文件、档案管理比较研究》等论文，主编了《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外国档案管理概论》，参与编写的《档案学概论》（吴宝康主编）获1990年和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教材一等奖。她还自学了英语、法语和德语。
　　韩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注重育人和培养接班人。她说，我们这些人终究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档案事业发展还需要后人继续努力，因此，培养和扶持接班人，责无旁贷。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韩老师为了培养接班人，可谓呕心沥血。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确定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1996年在北京召开，韩老师被确定为四个主报告的审定人之一。为了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她专门让黄霄羽翻译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经过专家们的反复校阅，不仅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也提高了译者本人的外语水平。作为档案界元老，韩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生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不少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至今还念念不忘她的教诲。2007年， 83级档案专业毕业生20年后重返中国人民大学，感谢母校和老师们培养了他们良好的研究素质和专业基础，以及诚实做人、严谨治学的品格。在学生们的请求下，韩玉梅同陈嘉炎、邓绍兴等老师还拿出当年上课时的认真劲侃侃而谈，希望他们再创辉煌，继续为国家和档案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7年，韩老师光荣地从工作多年的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但是，她人退心不退，依然关心着祖国的档案事业。退休11年来，韩老师多次为北京市档案学会等做外国档案管理知识的报告，也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学生讲课。她还自费订阅了许多报纸杂志，关注档案工作的新进展。一有新的想法，就与他人分享。她思路依然是那么清晰，思维依然是那么活跃，见解依然是那么深刻。在采访中，韩老师还就档案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同我交流了看法。如一些档案术语，像“大档案”等提法是否科学值得商榷，与国外档案同行交流时很难确切表述；档案培训应该作为终身教育，法国、韩国等国家都有相关的法制保障；我国可以考虑建立档案学界和档案工作部门人员互相交流的制度，以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等。
　　韩老师是一个感恩的人，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她写了《忆恩师》一文，纪念为新中国档案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2008年，我国档案界吴宝康老前辈不幸辞世，她又撰写了《深切缅怀档案学界一代宗师吴宝康教授》，回忆了吴教授为我国档案教育艰苦奋斗的过程。韩老师又是一个淡泊的人，她一生为我国档案事业做了那么多的贡献，却从来不谈自己的付出；韩老师更是一个勤奋的人，虽然年近八十高龄，却依然为档案事业献计献策。韩老师还是一个热情的人，在我采访结束后，那么大冷的天，她虽然做了手术，腿脚不灵便，但依然将我送出家门很远。
　　本文结束之际，我衷心祝愿韩老师健康长寿，也祝愿她为档案事业发挥更多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