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物房摆放着一个深褐色的旧鞋柜，原来已许久没打开了。柜子四层，每层前后横亘金属柱子，三四十双鞋子整齐地以四十五度角的姿态躺卧，五颜六色的。有高跟鞋、靴子、平底鞋，也有露趾鞋，等等。这些都是母亲的遗物，说多，当然怎也比不上艾美黛那上千的鞋子吧。而属于父亲的，仅有五六双，就是缚带皮鞋、球鞋、还有所谓的“懒佬鞋”，底层当然少不了一些洁鞋用品。记忆里的母亲酷爱衣履，那一柜的鞋，两柜的衣，在母亲身后的二十多年，依旧沉睡在杂物房的一隅，父亲终究不忍把它们扔弃。
　　不知怎的，我时常有这样的想法：人只有一双脚，干嘛需要那么多双鞋子呢？我现在只有两双鞋子，一是在家穿的“拖鞋”，另一则是上班穿的黑皮鞋。
　　小学时，每年开课前，父亲准会带我到铜锣湾怡和街的国货公司购买新鞋子。踏上回旋楼梯，一弯再一弯，很快便到达二楼的鞋履部，未几已嗅到浓烈的皮革味，说香又称不上是香味，总之这种记忆里的味道带点稠浓和高尚。橱窗陈列不同款式的鞋，Clarks最夺目，是它斗大的英文字形牌子吸引我。“我要这双！”我比画Clarks专橱说道。“你长大后，赚了钱，才买吧！便宜的，昂贵的，都是这样穿吧！”父亲又唠叨了。他总给我购买最平实的缚带鞋，他娴熟地向售货员说要一双“学生鞋”。现在想起来，“学生鞋”并不是品牌，大概是内地生产的杂牌货吧！试好尺寸，我来回走了几步。“有没有不舒服？”“没有啊！”父亲就会向店员说：“要一双新的，要大一个尺码！”回家后，父亲立时替我重新把鞋带穿好，可是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穿鞋带不甚容易，因为要把一条带子有序地穿过鞋面左右的数个细孔，偶一不慎，两边就不对称了！父亲问我：“你要结交叉的，还是结横带的呢？”我没有回话，不消半分钟，他便把鞋带穿好。“来！再试试吧！”父亲老认为我在铺子里试得不准，回家定要我再穿才安心。他左手托着鞋跟儿，右手张开鞋口，认真地把我的脚踝放进去，左脚然后右脚，最后还替我缚上鞋带，不错，是一双蝴蝶结。从前，我害怕缚鞋带，一来要弯腰蹲身，十分烦人，最要命的是走不上三五步，鞋带又很容易松脱了。我气馁极了，怎么老缚不紧呢？所以，我曾再三央求父亲给我买一双不用结带的“懒佬鞋”，但父亲推却说：“小孩子这样懒惰，长大了会如何？缚不稳吗？那就多缚一个结便行！熟能生巧而已！”如是者，跟父亲上街的日子，我会说：“我的鞋带又甩掉了！”他不吭半声，便蹲下替我结上宽紧适度的蝴蝶结。父亲的头发向来不多，当他蹲下时，我老是不敢凝望他头上的那片亮光，似乎逃避什么。有时候，父亲会啰嗦一两句：“早叫你学好缚鞋带！”其实，缚鞋带这桩事，我已学会，但我就是希望父亲替我缚鞋带。
　　我偶然发觉，他蹲下然后再站起时，好像有点吃力了。
　　父亲惜物俭用，“不要丢弃旧鞋子，等下雨天便穿得上吧！”他如是說。干嘛要在下雨天穿旧鞋子，那时不明所以，如今心领神会。
　　那个年代，上体育课不许穿名牌球鞋。所有学生都要穿内地制造的白布鞋，还记得鞋盒上的名字很高雅——“网球鞋”（即香港俗称的“白饭鱼”）。名不副实的“网球鞋”，二十多块钱便一双，鞋面是帆布，鞋底是橡胶。跑跳之间弄脏了，父亲使用“白鞋水”替我清洁鞋子。他旋开水龙头，先用牙刷蘸点肥皂擦去鞋面上的污渍，待它干一会，再涂上白鞋水，俟一晚风干，一双簇新的白布鞋又活现眼前。
　　白鞋水可以掩盖污垢，仿佛令鞋子重生。然而，白鞋水却无法还原斑驳的日子，好些遗憾，就算是女娲也无从修补。
　　日子淡淡地如云烟迢递，一直以来，我连父亲的年纪也懵然不知。直至初中三年级某一天，我无聊地把玩着外祖母送给我的1929年香港壹圆硬币，爸爸走过来，细察硬币上不列颠女王像下的1929，微笑道：“你爸爸就是在这年的前一年出生的。”不经意的一句话，我才讶然猛醒，那年父亲已经六十四岁了！我难以置信，莫名的歉疚涌上心头。此后，我没有勇气再追问他关于年龄的秘密，包括过去几十年来的经历，也许是为了逃避答案里的真实，又或者只管猜想那天他是说笑了吧！但我却时常禁不住计算，如果我三十岁，他岂不是七十九岁？如果我四十岁呢，他岂非……
　　一双新的鞋子，穿得久了，皮革渐软，自然穿得舒服，渐生感情，但往往就在这个时候，鞋子不情愿地破损，鞋跟愈发变薄了。
　　1999年，我大学毕业。记得毕业礼前的一天，父亲隆重得特地替我擦亮鞋子，什么英国生产的Waki鞋油，就连钢丝刷和绒布都出动了，把鞋子擦得锃亮。嗣后，我足蹬黑皮鞋，走过七八年颠簸但又平凡的教学日子。这些年来，鞋子会破，穿破了，就到湾仔庄士敦道的鞋铺子选购九十九块钱一双的“平价学生鞋”。而我对Clarks皮鞋失却兴趣，遑论奢望呢。往后几年，父亲不幸罹患血管毛病，下肢乏力，辗转治疗未果，双腿瘸了，然后萎缩，他坐在轮椅上，背部还长了几颗褥疮。
　　爸爸只有在回医院复诊时才会“外出”，说实在，也算不上外出。医院管理局的非紧急救护车会来接送他，佣人把他推上车子，送到医院便是了。在这段日子里，我才渐渐地真正认识父亲，原来他十分注重仪容，每次“外出”前，总命佣人给他镜子，照着复照着那张沧桑面颊上的枯黄和微白，然后，径自从抽屉取出刀片须刨，擎起，朝镜子鼓着腮帮子，一刀一刀地刮下去，刮下去，微白偷偷滑下来，窜到裤上，他使劲地扫掉那些毛屑。佣人替他穿好上衣和袜子，长年坐轮椅的父亲，大腿和小腿萎缩得相当厉害，像建筑棚架上的两根竹管，但脚掌却害了水肿，压根儿不宜穿鞋。爸爸总会带点光火道：“不穿鞋子上街，怎行啊！给人笑的啊！”于是，我和佣人各自拿着一只鞋子，打量良久，试着又试着，很不容易才勉强穿得上。父亲还说：“不要忘记缚好鞋带啊！”
　　这时，我蹲下来，替他缚上了一双蝴蝶结。
　　究竟，一双不会再走路的脚，穿上鞋子，是鞋子丧失了功用，还是那双脚不再需要鞋子呢？我满腹狐疑。
　　有一次在医院，一对年轻夫妇经过，女的推着婴儿车候诊，车上的小孩两三岁吧，一脸倦懈。父亲看见便对我苦笑道：“小孩子坐婴儿车，老人家就坐轮椅，人生就是如此。”听罢，我闪过了一刹凄然。
　　时光，就这样潺潺地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养成清洁鞋子的习惯。
　　我摩挲着一柜寂寞的鞋子，它们宛如离秤的砣，失去灵魂，但我仿佛明白父亲舍不得扔掉的原因。穿过的人已不在了，鞋子已没用，真的没用！留下的只有缥缈的惦念。这一双是爸爸的Yasaki球鞋，蓝白相间的鞋面在接口处有点破损，但仍朴实而坚毅地连结一起。我轻巧地抖落一圈圈的灰尘，细看鞋底的坑纹，好些位置给磨蚀得在粗糙与平滑之间，边缘堆满干涸的沙土和草屑，也许这双鞋最后踏过维多利亚公园的青草地。我不期然把鞋子放到掌心，试图感受那沉重的步伐，遥想童年时那个惠风和畅的早上，爸爸和我在公园踢球的光景。球传球往之间，是那浑身汗气和盈鞋的泥泞，累极了，爸爸给我一条毛巾，我抹过额上如泉涌的汗流，把毛巾勾搭在肩上，和爸爸带着疲惫的步履，踏进烈艳的云端。如今，我暗忖，那一双双穿不上的鞋子，潜匿在漆黑的宇宙里，也许正等待什么。
　　蓦地，房间传来了几响破碎的咳嗽声，我揪心地一痛，羞愧与自责，倏然而至。
　　（选自香港《城市文艺》总第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