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与崇古是古代儒学思想家关于历史发展变迁的两种观点。
　　所谓的“古”，是指过去的历史文化形态及其社会政治制度；所谓“今”，则指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儒学的古今观表达了儒学思想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深刻认识。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与现状、理想与现实、继承与变革之间的阐述，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与方向。因而，通古今之变是儒学思想家揭示历史、批判现实、规范未来的基本原则。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讨论夏、商、周三代的变迁时，认为其间存在着继承与变革的关系，且继承多于变革，古今本质上是一致的，三代之更替、礼之损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孔子虽然认为古今是一致的，但因提倡恢复周礼、维护周制而被认为是崇古的主要代表。他的“吾从周”说法，表达了再造西周盛世的强烈愿望。
　　然而，在对待历史发展变迁的问题上，儒学思想家内部存在着厚今与崇古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并从而出现了争论。
　　首先在孔子以后，孟子与苟子之间出现了“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
　　孟子“言必称尧舜”，认为古人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近人的道德越来越堕落，所谓“王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王霸之罪人也”。总之，历史是退化的，因而他要求“法先王”，主张恢复井田制。
　　苟子则清楚地表达了古今一贯的思想，十分明确地指出“古今一也”、“虽久同理”，即“礼”的原则永远不变，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道“与天地同理，于万世同久”。但他的主要倾向是厚今。针对孟子“法先王”的要求，苟子提出了“法后王”。他认为后王建立起了比过去更为灿然的社会制度，所谓“纵观千岁，则数今日”。在苟子看来，“遇事取法先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的礼仪制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甚至灭绝，人们无从取法。
　　孟、苟以后双方各有传人，如有汉代第一儒之称的陆贾，提倡今胜于古的观念，认为那种“把传之于古代的东西看得很重，而把产生于当代的东西看得很轻”的观念是不对的。
　　到了南宋，理学内部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通过辩论天理人欲问题，来讨论三代与汉唐之优劣、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辩论主要在朱熹与陈亮之间展开。朱熹十分推崇三代，而鄙视汉唐，原因是“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在他看来，汉高祖的私心杂念尽管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有明显的迹象，至于唐太宗则“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历史道德是退化的，历史越往后发展，总是天理不能战胜人欲，世道越来越坏，今不如昔，所以“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持同样观点的陆九渊认为，世道人心在汉代已经大坏，到两宋更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陈亮对朱熹等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坚持今胜于古，厚今薄古。认为三代并不是完全行天理，汉唐也不是完全人欲横流。陈亮认为，汉唐的君主们也完成了时代所要求的任务。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代自有一代的成就，一代胜过一代。
　　不难看出，在儒学思想家关于厚今与崇古的争论中，主张厚今的观点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因为它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事实。但是，对于像孔孟这样的儒学思想大家所倡导的崇古思想，亦不能完全否认。
　　儒学所说的“古”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是儒家精神文化的载体，又是儒家思想的价值来源，是从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抽绎出来的一种文化理想，包含着儒家对于未来历史发展与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期望。比如孔子以恢复周礼、继承文武周公的文化传统为志，并不意味着生活于春秋末年的他要让历史退回到西周时代，其实质是要在他生活的年代去实现他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的模式就是文武周公所建立的西周社会制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崇古”不过是把社会理想托之于历史，目的在于确立一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他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使其成为批判现实的武器。
　　儒学思想家都是面对现实来谈历史，同时说古是为了论今。如孟子，虽然他言必称尧舜，但面对的还是一些现实的君主，因而尧舜就成为孟子用来衡量齐宣王、梁惠王等的价值尺度。孟子思想的强烈批判意识，缘于这种价值理想的尺度。也许只有这样来理解儒学的崇古，才更有意义。